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的轨迹也许可从30年来历届国务院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迁中予以管窥。
按照《宪法》规定，中国中央政府每5年要进行换届，因此这时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谓承前启后，既要对过去5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回顾，也要对未来的工作进行规划和展望。本文即选取1978年以来7次政府换届时的工作报告进行分析。
1978 “革命”与“发展”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打倒“四人帮”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报告用约1/3的篇幅论述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上述引号中的词汇也是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主要强调布置工作和任务、表达决心和愿望的“要”(“不要”和“要不要”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比如，“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改变”、“要加强物价管理”等。“要”总共出现了198次。
1978年是一个既号召“革命”和“斗争”，也强调“发展”和“建设”的年代；也因此，报告主要由表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两类语汇组成。报告中有许多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比如：恶毒、小丑、污泥浊水、一小撮、倒行逆施、反攻倒算等，此外还有“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到处煽风点火”等语汇。这些饱含“革命激情”的词汇和语句只出现在这一次人大换届的政府报告中。此后的6个报告不再使用的词汇还包括：敌人、地富反坏、走资派、反动派、叛徒、流氓、法西斯、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腐朽等。但与此同时，强调“洋为中用”，反对“固步自封”也只有那个年代。
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人民公社、路线教育、政治运动等也是那时的专用词汇。
备战、备荒；反帝、反修、反霸；兴无灭资；愚公移山等此后不仅从报告中永远消失，也从中国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日渐淡去。
10年“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也成为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春天，学术界、科学家、脑力劳动等词汇出现在报告中；但旋即，它们又销声匿迹。而“知识分子”亮相的次数也是30年间最多的一次。
在约3.1万字的报告中，“农业”一词出现32次(“农业机械”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也是1978年至2008年7次政府换届时提到最多的一次。报告用约1800字来论述“全国动员，大办农业”。在号召“科学种田”的同时，报告也强调:“所有社队，都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也是“灌输”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论述“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部分则有约4400字，篇幅之大在7个报告中仅略少于1988年。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国家名称是“苏联”(14次，另外还有“苏修”等称呼)，这主要缘于：它“是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且“亡我之心不死”，“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这完全是白日作梦”。这也是“狂妄”和“白日作梦”等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报告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结尾。在这次报告后，“万岁”没有再出现过。
1983 “中国特色”与“振兴中华”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5个实词是“我们”、“建设”、“经济”、“发展”、“要”，其中“建设”和“经济”比1978年有了大幅增加。而1978年报告的第一实词“要”则锐减6成。大幅下降的还有：“社会主义”由1978年的104次降为39次，“无产阶级”则由37次降到1次。
“改革”、“提高”则有了大幅提升，两个词汇均跨入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改革”1978年仅提到6次，而1983年则达到54次，增加了8倍，这还不包括新出现的“体制改革”等词汇。此外，“企业”也由21次增加到37次(“乡镇企业”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报告中数字出现的次数比1978年增加了1倍多，而本次报告的篇幅比5年前减少了1/4强，只有约2.3万字。更多借助数字说话是报告的一个明显变化。
报告提及“苏联”的次数大大减少，而“提高警惕”则永远消失。
报告中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革命”的式微，从1978年出现86次(“革命家”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骤降到1983年的3次，这其中还包括“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新说法。1978年报告中“革命”一词是出现第6多的实词，而1983年则沦落至几近600位。
在有千余个1978年使用过的词汇退隐的同时，1983年报告中出现了数量更多的新词汇，比如：拨乱反正、机构改革、经济特区、承包经营、联产承包、引进技术、外汇、关停并转等。
“市场”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起出现，报告也强调绝不能让“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自由泛滥。
报告也首次强调：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法制观念、法制建设、顾全大局等。
事实上，一些词汇不仅新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而且自此成为报告的必用词汇，比如：中国特色、稳定、发达国家、祖国统一、机构改革、对外开放、不正之风等。
中国体育健儿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也使得“振兴中华”的口号传颂于报告、响彻于神州。
“物质文明”首次出现，电视机、洗衣机、家用电器等也随之而来。然而，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却只出现在1983年的报告中，1978年的报告也许是无暇提及，而此后的5个报告可能是不屑提及。
有意思的是，“消费者”也只被1983年的报告顾及。这类只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的词汇共约700个，其中与违法犯罪相关的词汇包括：凶杀、强奸、盗窃(“贪污盗窃”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抢劫、劫机、铤而走险等。这些词汇出现在报告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第一次“严打”。
1988 “改革”与“初级阶段”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代总理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首次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多(“发展中”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并在此后的4个报告中一直稳居首位。在这个约3万字的报告中，一个更大的变化是“改革”的崛起，共出现121次(“体制改革”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是1983年的2.24倍，1978年的20倍，一跃成为使用频率第5高的实词；也是7个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一次，“改革”在1988年达到了顶峰。
“企业改革”也首次出现，报告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招标、承包、股份制、合同制、产权、分流、分税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租赁等。
个体经济、房地产、集资、债券等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年代，外贸、外商、外向型、外资、投资环境、留学生、海关等词汇也应运而生，而被用来衡量涉外经济成效的“美元”一词也开始频频出现。
公务员、审计、政企分开等则是报告在谈及政府机构改革时使用的新词汇。与此同时，腐败现象、贪污腐化也出现在报告中。
报告承诺：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话”一词尽管现在仍在流行，但当年却有着特别的内涵，1988年报告就将其定义为“是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人民群众沟通思想，加深理解，消除隔阂的有效途径。它既是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正当权益、呼声、民主政治等同时也催生了“公民”的诞生。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违纪、失职、渎职等是报告在谈及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时出现的新词汇。
报告首次提出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并鼓励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批评”和揭露。
脱贫致富、创新、吸收外资、尊重人才等新词汇表明的则是政府的某种期待和努力。而旅游业、乡镇企业、专利制度等则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初级阶段、小康、一国两制、三通等从此开始流行。
关系民生的“食品”首次出现在报告中，尽管也涉及食品卫生，但当时更多关注的却是食品价格和食品供应。唯独出现在1988年报告中的“紧俏商品”、“进口商品”等反映的也是当时的市场供需。
“迷信”的出现意味着部分民众的迷茫、无助
和新的精神寄托，而“假冒”的“时有发生”则不仅是因为不法之徒的贪婪，也有管理的“不善”。
“商品经济”是昙花一现的新词汇，此后即被更新的词汇所替代。但企业家、出口创汇、独资企业、期货等尽管没有新词汇代替，却也是只出现在1988年的报告中。这类没有“连任”的词汇还有：按劳取酬、企业承包、包干、参股等。
只在那时提及的还有：世界文明、主人翁、勤劳致富、人人平等、人道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