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再添正能量。
4月29日，300余位中日韩政、产、学以及媒体界知名人士，会聚北京，参加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主办的“首届中日韩公共外交论坛暨2016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为三国合作“助阵”。
2015年11月，延宕3年半之久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三方决心继往开来，为东亚区域合作重新注入活力。作为对此次会议成果的落实，中日韩公共外交论坛召开，旨在加强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三国推进各领域合作创造条件。
中日韩互为重要邻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国合作进程受到干扰。得益于领导人会议的重启，三国各领域合作势头逐步恢复。“不走回头路”，以负责任的态度，稳定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关系改善势头，成为中日韩三国有识之士的共见。
中日韩合作意义重大
不能停滞再走回头路
中日韩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包括领导人会议、19个部长级会议机制、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以及100多个合作项目等。迄今，领导人会议已举行6次、外长会7次，还举行了九轮中日韩自贸区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以及十次中日韩外交高官磋商等。
17年来，中日韩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以下一组数字可见一斑。
目前，三国人口总和超过亚洲的1/3、世界的1/5，经济总量占亚洲的70%、世界的20%，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和世界经济增量的36%。2015年，三国间人员往来已经达到2400万人次，每周往来三国的航班近两千架次。三国缔结的友好城市达六百多对。
中日韩山水相连，文化根基一脉相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在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从文化的视角点明三国合作的基因。“中日韩三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三国人民最渴望的，还是在文化上相通、心灵上相连，渴望和平相处。”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在随后的分论坛发言中，进一步阐释了中日韩三国良性互动，对重振东方文化、亚洲文明的重要意义。“如今都在议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心向东方转移。从中日韩三国在地区乃至世界的分量来看，三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果。西风东渐的潮流能否发生变化？对于东方文化、亚洲文明的再度兴起，中日韩三国应该意识到并肩负起这种庄严的历史责任和文明担当。”
除了文化层面的内在基因，中日韩在经济层面加强合作更具现实意义。
“中日韩是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堪称世界经济版图和国际经贸合作的稳定增长极。”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开宗明义。
“从大环境来说，当前中日韩加强合作也面临良好契机。”杨伯江说，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多边合作倡议稳步推进。韩国发出促进地区合作的“欧亚倡议”。日本现内阁提出“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将把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
张业遂指出，三国应借领导人会议重启的“东风”，落实好领导人会议各项共识，在新的起点上大力推动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与对立和矛盾相比，中日韩合作的历史更悠久。”韩国前总理高建在主旨演讲中说，“三国一定要把正在增加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依存性，转化为实现共同繁荣的钥匙，实现东北亚共同体，打破所谓的‘亚洲悖论’。”
“绝不能让已经好转的三国关系再走回头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坚定决心。”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理事、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主席石垣泰司也在发言中如是强调。
公共外交是民心工程
为和平发展积蓄力量
中日韩新一轮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11月举行的第六次领导人会议。此后，三国各领域合作重拾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有关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不断影响舆论和国民感情。政府层面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国民感情的迅速升温。
今年3月中旬，日本官方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度的人仅有14.8%，创下1978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差纪录”。而在1980年，该项调查曾达到78.6%的最高纪录。日韩民众对彼此的印象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另一项调查发现，2015年52.4％的日本人对韩国持负面印象，而72.5％的韩国人对日本抱有同感。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三国合作要想做实做深，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可以对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产生积极作用。因此，通过开展公共外交，耕植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为三国合作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为未来和平与发展积蓄力量，在本轮三国关系企稳回升的一开始就受到重视。
2015年10月，在为领导人会议重启做预热铺垫的“中日韩研讨会”上，王毅外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外交部支持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明年举办中日韩公共外交论坛，相信这将有助于促进三国交往的良性互动，为促进三国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公共外交”甚至写入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宣言指出，鉴于公共外交对人文交流十分重要，我们鼓励和支持三国外交部继续就“三国公共外交论坛”进行磋商，以加强三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对于中日韩公共外交的任务和作用，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有清楚的认识。他在发言中说，军事安全、领土主权等问题，绝不是公共外交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推动三国民意的改善，为问题的解决营造好环境。民意好转了，就给政府采取友好政策开辟了空间。这应当是公共外交追求的目标。”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说，日本政府不管它，“我们日本国民和中国人民、韩国人民，是朋友、是伙伴，希望大家信任我们、理解我们。”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表示，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超越民族主义，带着学术的自律性，引导民意的改善。
“公共外交是一项民心工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杨厚兰在论坛闭幕式致辞中指出，中日韩三国都是东亚文化的传承者，深受汉字围棋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汉风、韩流日本动漫文化在三国都备受欢迎，三国开展公共外交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杨厚兰介绍说，近年来三国民间交流尤其活跃。除了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三国开展了亚洲校园项目，中日韩808通用汉字研究、举办儒学论坛、围棋比赛、插花艺术交流等丰富多彩的人文艺术交流活动，不断充实公共外交内涵，为三国合作注入动力。
杨厚兰表示，公共外交离不开三国政府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出席当天论坛的嘉宾既有三国政府现任、前任高官，又有来自产学媒界的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韩国前总理高建和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论坛发言嘉宾包括赵启正、吴建民、林毅夫、迟福林、杨澜、聂卫平，海江田万里、伊藤元重、加藤靖志，申凤吉、郑德龟、李熙玉等等。
强大的嘉宾阵容，足以彰显三国各界人士对深化合作的期待之高。
推动合作迈上新台阶
与会嘉宾献计献策
当天论坛的主题为“加强对话、深化交流、推进中日韩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分别从政治、经济、人文媒体三个方面，为三国加深合作献计献策。
——政治层面
关键词一：领导人会议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前秘书长申凤吉：三国合作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导人会议。今后不管政治因素如何，领导人会议每年都应该定期举办。
杨伯江：无论是日中、还是日韩，关系改善的势头出现了，但这种势头仍不够稳定和巩固。我们面向未来，但也要从过去三年多的空白里，认真汲取经验和教训。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精神早已经定下谈好，关键就在于能否信守承诺，忠诚地执行。
关键词二：承认争议 管控分歧
石垣泰司：存在纠纷，这是我们面对的政治现实。我们要承认纠纷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为改善关系而共同努力。坚持对话、缩小分歧，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姿态。东亚地区有擦枪走火的危险，各国不应采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挑衅性行动，要管控危机。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我们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不是聚焦分歧。中日韩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并且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聚焦合作的根据。“管控分歧”不是消除分歧。承认分歧存在，并且认识到有些分歧今天能解决，有些分歧明天才能解决，有些分歧后天才能解决。管控分歧就是防止分歧恶化为危机，进而影响公众情绪、妨碍三边合作。
申凤吉：领导人会议应该探讨的最重要问题是三国的历史和解。二次大战停战70周年了，我们没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如果不实现历史和解，探讨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以及共同繁荣就是一种伪善。这个问题不能一直纠结下去。三国领导人需拿出政治决断力，今后通过务实性的探讨实现历史大和解，发表大宣言。
关键词三：东亚安全合作
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日中韩三国在地理上是邻国，应该着力推进在防灾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加强对年轻人在应对防灾方面的教育和交流。日本今后将每年邀请以中韩为主、包括亚太地区各国在内的1000名青少年来日本访问。作为这个计划的其中一环，我们还将在日本召开世界海啸日高中生峰会。
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神保谦：日中韩三国，可以在非传统领域，如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威胁、公共卫生、灾害防治、人道支援等领域，根据三方的意志和能力开展安保合作，而不用依赖外部力量。此外，海洋连接了日中韩三国，三国军事力量以及海上警卫当局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制定行动规范、设置热线，避免擦枪走火。
杨伯江：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传统上由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主导。但是，此地区迄今没能成功构建起囊括整个区域的沟通机制和对话平台。中日韩作为本地区的重要国家，理应就此展开讨论。
关键词四：半岛核问题
高建：朝核问题一直通过六方会谈来推进解决。现在会谈处于休眠状态，应尽快重启，通过和朝鲜充分对话以解决朝核问题。
日中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发起国。希望中国更加努力，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
——经济层面
关键词五：中日韩自贸区（FTA）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日本和韩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经济高度互补。中日韩最理想的经济局面是，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利共赢的自贸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快服务贸易和市场的开放，届时中国的服务贸易有望保持年均15%左右增速。这为中日韩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市场空间。建议把服务贸易作为中日韩下一步发展自由贸易的重点之一。中日韩应该尽快建立自贸区，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使社会民生实现新提升。
张业遂：三国应以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为抓手，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以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为基础，积极推动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建立跨国合作模式。中方愿将中国装备制造的性价比优势同韩日高端技术、周边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三方合作新品牌，为各自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关键词六：创新经济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世界已进入第四次产业革新期，创新经济是这次革命的发动机。日中韩三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在创新经济这一点上，完全同方向。如果我们在创新经济上加强合作，一定会给日中韩FTA的构建提供新的可能性和互补性，一定会取得1+1+1＞3的成果，也可以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合作的领域特别有两点：建设智慧城市和发展机器人产业。我们现在应该向世界发出合作的信号。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林虎烈：三国经济政策的共同点是都致力于发展创新经济，通过创新来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三国的创新合作，有必要将目前不同的标准和技术进行规范化，还需要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
张业遂：以加强创新政策交流为引领，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韩国创造型经济政策、日本科技立国政策相对接，探讨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大数据等领域加强合作。继续深化节能环保、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共同落实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促进亚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
——人文媒体层面
关键词七：文化对话
杨伯江：中日韩三方应该大力展开文化和文明对话。文化和文明的对话不是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多一些理性，多一些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做下来，共同深入探讨一些看似基础却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汉字概念问题。中日韩三国共用常见808个汉字词，但对这些字词的基础概念理解各不相同，在相互沟通中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鸡同鸭讲的情况。我们应该加紧研究，并且普及民众。
李熙玉：东亚三国城市之间有很多交流。数百个中日韩的友好城市如果相互联系在一起，很多市民能够产生我是东亚人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有这种动机，东北亚三国的城市，一定要首先形成这种联盟。
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聂卫平：围棋是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文化传承。我特别希望大家能从围棋中汲取智慧，以战略眼光处理中日韩关系的大局。
关键词八：青少年交流
神保谦：全球化其实也给日中韩三国大学加强联系提供了契机。希望未来三个国家的大学可以加强合作，比如说共同培养学生、相互承认学分学位等。大学生在四年里到日中韩三个国家都体验一下，对增进相互理解和认识非常重要。此外，我们还可以为青年领袖提供奖学金培养下一代三国安保合作方面的研究者。
李熙玉：青少年的交流非常重要。青少年的想法和成年人非常不一样，超越国界，非常开放。如果我们能够引导他们加强交流，未来韩中日的民意基础一定会更加坚实。
杨澜：中日韩年轻人的流行文化极其相通。在动漫、游戏、影视作品方面，中日韩的年轻人其实是共同成长的。我特别想建议，在中日韩流行文化方面，如动漫、游戏，还有机器人方面，做一些展览或者交流活动，相信人气一定爆棚。
关键词九：媒体理性
杨澜：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敏感度大大多于正面新闻，是其特性使然。在媒体界，大家都面临着发行量、收视率或者点击量的压力。当偏见存在的时候，媒体去强化这个偏见，媒体的收视率也会提高。但是有责任感的媒体是不是也需要反思一下，不要加深偏见和冲突，而是就问题的复杂性和全方位背景，做更充分和更深度的解读，使受众能够对事件有更加客观和清醒的认识。我想这也是受众理应得到的媒体服务。
日本共同社中文网总编加藤靖志：促进相互理解是改善国民感情的最好方法。媒体报道，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无论是日中关系还是日韩关系，虽然都出现了改善的征兆，但改善势头仍然不稳定。我们可以预测今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摩擦和对立。当国家外交层面发生对立的时候，媒体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表达出来，但是同时保证自己的中立性。
韩国《超级中国》制片人朴晋范：三国媒体应该积极开发一些可以共同报道、共同宣传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从我们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所寻找，比如我们共同拥有的文化传承——书法，还有我们所共同喜爱的人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