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38年，大宋宝元元年，大辽重熙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这西夏的年号怎么这么长？“天授礼法延祚”？六个字？对，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年号。过去我们节目开头，只提大宋和大辽的年号，今年为什么要提西夏呢？因为就在这一年，西夏的李元昊称帝了。
其实这事也不算突然。过去几年，李元昊一直在为称帝做准备。就拿年号的事儿来说：按说，西夏是向宋朝称臣的，那就应该用宋朝的年号。但是六年前，大宋改元明道，西夏就说，哟哟哟，抱歉哈，这个我不能用，因为“明道”里头有一个“明”字，我们老国王名字是李德明啊，我们得避讳，不好意思了哈，“明道”我们就改叫“显道”。一个明，一个显，差不多、差不多。再过两年，李元昊连这种表面功夫也懒得做了，干脆把年号从“显道”又改成了“广运”，这是公开地放弃了大宋年号。在那个时代，这叫“不奉正朔”，跟造反也差不多。
李元昊正式称帝，是1038年10月11日的事儿。他把首都定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国号定为大夏国，自称叫“世祖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同时，把自己的爷爷李继迁封为太祖皇帝，父亲李德明封为太宗皇帝。从这开始，西夏的皇帝传了整整十代，一直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征服。你算算，接近二百年的历史啊，比北宋还长。
那西夏称帝，对于当时东亚的政治舞台的影响是什么呢？
北边大辽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西夏是大辽刻意扶持的、制衡大宋的一枚棋子。所以，西夏最好是能随时给大宋制造点儿麻烦。但是，如果西夏称帝建国了，那就等于也不把大辽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了，这又有点失控。所以，在大辽看来，弄成现在这个局面，有点养虎为患的意思。
而大宋这边呢？本来大宋对西夏的诉求比较简单：你只要表面还认我这个宋朝皇帝就行。除此之外，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为了做到这一点，封官、给钱，都行，我不要里子，只要面子。而现在好了，李元昊正式把皇帝招牌亮出来了。大宋这边马上就有点进退失据：打吧，大宋朝已经三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打不打得过心里也没底儿；不打吧，冒出来这么个公然的叛逆，总不能装傻当看不见吧？
到了下一年，1039年，李元昊居然把这个难题送到了大宋的眼皮子底下。他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宋朝对他这个皇帝给予承认。这把大宋君臣为难的。朝堂上的意见就分成了两派。鹰派大臣，比如枢密院的官员王德用、陈执中，主张把西夏的使者杀了，撕破脸打仗得了。鸽派大臣当然也有，主张不斩来使。还有的大臣出馊主意，说干脆咱把使者住的旅馆弄塌，把他们压死，这事不就没有了吗？最后，大宋选择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把西夏使者送回边境，你写来的信、送来的礼一并奉还。你当皇帝这事儿，你说我不承认也行，你说我没看见也行。当然，这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政策，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后年，1040年，宋夏战争还是爆发了。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
你看，宋辽两家的这种反应，都是人之常情，好理解。整件事儿里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西夏的李元昊，明知道自己先前称臣的大哥，大辽和宋，肯定会不高兴，为什么一定要称帝呢？关起门来当大王不好吗？作为关键第三方，能在大宋和大辽之间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不香吗？现在你一旦竖起大旗要当真皇帝，对内的权力没变化，对外的风险可是大大增加了。和大宋、大辽同时翻脸的后果，你承受得了吗？这才是整个事件里最有趣的部分。
好，那1038年，我们就站到李元昊的角度来看看，他为什么非要做这件事？以及，他究竟做成了没有？
元昊称帝
李元昊为什么要称帝呢？
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当然就是因为个人野心。话说李元昊刚刚接他父亲的班的时候，当时西夏只是大宋的一个藩属国，他就敢对大宋使臣发飙。先是不愿意出来迎接，然后是不愿意下跪接大宋皇帝的诏书，迫不得已下跪了，起来就公开说，唉！我们西夏的先王们哪，真是犯下大错啊。我们国家这么强盛，为什么要给其他人当臣子呢？你想，这话听在大宋使臣耳朵里，是不是有点狂得没边了？是的，李元昊个性比较强悍，不甘于人下，这当然是他称帝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你想两点：
第一，西夏的国主们，有个人野心的，又不止是李元昊一个人。他爷爷李继迁，就亲口说，我现在这点地盘，就是进取基地而已。我将来是要成霸业的。李元昊的爸爸李德明，表面上对大宋非常恭顺，但实际上在国内用的器物仪仗，都是皇帝级别的。有一次，那还是宋真宗在位的时候，李德明就对大宋说，我国内遇到饥荒了，能不能请朝廷支援我一些粮食。当时大宋的宰相还是王旦。王旦就说，可以啊，没问题，粮食我给你准备好了，你来开封取一下呗？李德明就说，哎呀呀，大宋朝廷有高人啊，我才不去呢。你看看，李德明臣服大宋，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所以，问题不在于李元昊是不是有野心，他们家每代人都有野心，而是这个野心为什么现在要以公开称帝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做皇帝这事儿，可不止是有好处，还有代价啊。设身处地地替李元昊算算账，你会发现，好处暂时看不到，而代价却是巨大的。
首先，大宋朝原来每年会给西夏的各种赏赐，肯定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大宋给西夏的，虽然不像是给大辽的明码标价的岁币，但也是动不动就给钱、给物、给好处，史不绝书啊。有一次，李元昊就劝他爹李德明要当皇帝，李德明说，这事儿干不得。我们党项人30年吃好的穿好的，多亏了大宋天子大方啊。李元昊说，我们这些游牧民族，本来就应该放牛马、穿皮草，要那些绫罗绸缎干什么？你听听这段对话：他们父子俩其实说两岔了。李德明讲的是整个民族的现实利益。李元昊讲的是个人的消费偏好。你李元昊要当皇帝，你个人可以选择不穿绫罗绸缎，但是整体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这是肯定的事儿。
还有一笔账。西夏是靠什么立国的？别看他有银川平原、塞上江南，能产粮食，但西夏整体上还是靠贸易立国。他能卖给大宋的，有马，有盐，这都是非常挣钱的买卖。最重要的是，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这条商路，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西夏就是那个时代开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好了，如果你要当皇帝，和大宋大辽翻脸打仗，那贸易肯定就大受影响，那你的国家财政怎么支撑呢？这还不算一旦开战之后，必然会发生的浩大的军费开支。
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就有点明白了，李元昊执意要称帝，恐怕不仅是个人野心爆发的结果，再大的野心在现实的利益损失面前，也是很容易冷静下来的。那么想必，在野心的背后，李元昊应该还有更深的利弊考量，他还有其他不得已的因素？
过去，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往往是不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觉得，蛮夷嘛，反正凶悍成性，搞出什么反常的举动都不奇怪。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知道，所有人的行为的底层逻辑都一样，都是趋利避害。那李元昊看到的称帝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原始文献非常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李元昊写给大宋皇帝的那封信。信的内容，无非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当皇帝，一二三四列了很多理由，你大宋皇帝就理解理解我呗，成全了我就算了呗？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身边也有很多小兄弟，什么吐蕃、塔塔、张掖、交河，他们都很崇拜我。我要是称个王呢，他们就表示不高兴。但我要是称个皇帝呢，他们就表示愿意服从我的领导了。他们聚在一起啊，旗幡招展，人山人海，都愿意在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建一个帝国啊。
这段文字里面，当然有李元昊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体察到李元昊真正的处境。简单说就是：如果他不能建立一个帝国，也许就无法再摁住西夏领土上的这些部落了。这很可能是李元昊称帝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牵涉到对西夏这个地方的理解了。西夏最早的发源地，是在陕北，大致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延安北边，那个地方是黄土高原。在唐代的时候，因为党项人立下了功劳，唐朝皇帝把这片地方封给了党项人。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西夏的主要地方不是在今天的宁夏吗？前面也说了啊，它定都在今天的银川啊。对，但是那块地方原来叫灵州。那是到宋朝时候，西夏才拿下的地方。你看，从陕北到宁夏，西夏这是往西发展了一大块地方了。
后来继续往西。就在2年前，西夏还拿下了整个河西走廊，什么金张掖、银武威，乃至酒泉、敦煌，都归了西夏了。
西夏的武力确实很厉害，一路攻城略地，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大块地方，民族构成实在是太复杂了。
本来，河西走廊这块地方，中原王朝从汉武帝的时候就开始经营，那个时候命名的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直到现在还在用。在大唐盛世的时候，这也不是问题，这一大片都是中原王朝的领土。但是到了安史之乱，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最重要的后果，不仅是大唐帝国本身的衰落，而且还是大唐盛世时候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向的领土，碎成了一地，成了此后几百年很多地缘政治问题的源头。
就拿现在西夏统治的这一大片地方来说，大唐衰落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从公元8世纪开始，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别忘了，还有汉人，在这个舞台上来来去去，各种势力在这里涨涨落落。
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拿敦煌这一小块地方举个例子。敦煌，当时叫沙州，本来属于大唐的河西节度使管。安史之乱一爆发，得了，什么河西节度使，别在边疆守着了，把兵将调到内地去平乱吧。于是，留下一个空白，吐蕃人就从青藏高原上下来占领了这块地方。吐蕃统治了60多年后，一个沙州当地的豪族，汉人张议潮又造了吐蕃人的反，掌握了敦煌这片地方。汉人嘛，当然说我还是大唐的子民，所以这个地方，又成了大唐的一个地方政权，叫归义军。但实际上你懂的，衰落的大唐其实也管不到这里。这个阶段的归义军，情况很不稳定，强盛过，也衰落过，独立建过国，也当过回鹘人的附庸。等到唐朝之后的五代，归义军在汉人手里也发生了政权转移，张家不行了，又被曹家替代。那这个曹家是汉人吗？不一定。有史学家认为，他们其实是粟特人，那是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经商闻名欧亚大陆的民族。最后，就在前两年，又被西夏吞并。
你看看，仅仅是敦煌这一个地方，就这么乱。我不是让你记住这个过程，而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矛盾有多复杂。党项人自己，就至少有八个部落。还有吐蕃人、回鹘人也是分成很多小部落的，各自的利益和立场都不一致。而且别忘了，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汉人。
那西夏作为这一大片地方的征服者，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在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里当老大；另一个是，在一个有着高度秩序的帝国里当皇帝。
这两种前景有什么区别呢？
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往往都是部落联盟。部落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如果你的部落足够大、足够强盛，那你就会成为盟主，也就是草原上的单于、可汗。虽然大家尊你为盟主，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真的从联盟内部汲取资源来做事。部落联盟的这种首领，往往是带领大家对外战争，然后给大家分配战争掠夺带来的红利。一旦不能维持对外的军事胜利，战争红利就消失，部落联盟也往往就解体。
而称帝就不一样了。这是在建立一个超越部落的政治共同体，它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对边缘有很强的控制，内部高度不平等。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更能体察，李元昊为什么要称帝了。如果从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来说，西夏的情况比大宋、甚至比大辽还要复杂。如果不能竖起一杆自己的旗帜，他们党项人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这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就会因为内部的离散倾向，随时分崩离析。所以，李元昊给大宋皇帝的信里说，我现在是“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我如果只是个西夏国主，他们是不会高兴的。我必须当了皇帝，他们才服从。这话，可能倒也是一句大实话。
但是，当皇帝，看起来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而实际上非常非常难。从西夏国主到大夏的皇帝，要想完成这个身份转换，李元昊是要翻越一座高耸入云的、难比登天的大山的。
什么是“皇帝”
李元昊要当皇帝。换个角度理解，这不仅是要让他本人的名号变成皇帝，更是要让整个西夏政权变成一个帝国。这么一想，就知道这个工程量非同小可了。
那请问，什么是帝国？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的老师的著作《抵达》，讲的是人类的政治演化史。书里面用了专门的一章讲了“帝国”这个现象。
帝国，那可是前现代化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发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核心是两种力量：一个是军事征服，这个好理解，拳头大的是哥哥嘛；另一个则是政治控制，这里面包括官僚体系、法律体系等等一大套治理技术，而其中最最重要的，则是打造一个共同的精神空间，说白了，打造一个具备普适性的文教系统。这里面，得有语言文字，得有宗教信仰或者官方学说，得有关于帝国来历的传说，得有何谓正当生活的教导，得有值得为之献身的光荣和梦想，得有一大堆承载这些理念的故事、人物、器物和符号，等等。
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个文教系统呢？
你想啊，如果是一个王国，也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小的政治共同体，那就好办了，大家血缘相近、文化相同，又同在一个地方生活，确实没有必要刻意打造什么文教系统，一切照习惯来就行。而帝国不一样。帝国不仅是大，而且是横跨了多个文化和民族。一旦处理不好这种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使武力征服完成了，也很容易分崩离析。
比如亚历山大帝国。所以，帝国为了降低治理成本，就必须要讲出一整套故事：我们有共同的过去，我们有共同的向往，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圣贤、君王和都城，我们有辉煌的未来，我们比那些帝国之外的人更有优越性。等等。这是啥？这就是文教系统啊。
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帝国”这个词，多少会觉得它有点面目狰狞。但是在历史上任何帝国的强盛期，它都一定是充满魅力的。你就想想，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一个帝国边陲的人对罗马的向往：如果能拿到罗马的公民权，这辈子要能看一眼罗马的斗兽场和万神殿该多好啊。
你也可以想像盛唐时候的一个普通人对长安的向往，要是能在东市西市逛一逛，再有幸能远远地看一眼大唐天子的威仪，那这辈子也值了。身在长安的人，看见外国人给天子磕头，自己也是满满的骄傲感。你看王维那诗写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旈。”这骄傲感，看得人眼睛都亮了。
那身在天涯海角呢？一想起长安，也是无比神往。比如杜甫的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你听听，诗人在夔州卧病，一抬眼已是深秋，孤寒凄凉，但一旦想起在皇帝身边上班时候的那点光荣，还是心头一暖。
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中心对边缘的不平等吗？但是在历史现场，这恰恰是帝国的魅力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把这层意思说得再透一点：一个帝国的根本特征不是它拥有的武力，而是它刻意打造出来的那个共同的精神空间。武力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而共同的精神空间，则会世代流传，自我强化，持续为帝国注入凝聚力。反过来，如果一个帝国的共同的精神空间瓦解了，帝国也就要随之崩溃。比如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西部以拉丁文为主，帝国东部则以希腊文为主。而这种语言文字的分化，也是导致罗马帝国分裂成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其中一个因素。
说到这儿，你有没有觉得：创建一个帝国的过程，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
通常我们会以为，创建一个帝国，主要就是一个充满了铁和血的军事征服过程。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聊李元昊在西夏称帝这件事，你会发现，建立帝国还有另外一面：它是文质彬彬的、是魅力四射的、是充满神性的、是用想象和承诺来构造的。
李元昊是1032年继承的王位，到称帝的1038年，这六年间，他折腾的事儿，主要就是什么改姓氏、改服饰、改发型、改官制、创制西夏文字等等。现在你明白了，这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虚头巴脑的事儿。这些动作都事关未来帝国的增强凝聚力，都事关从零到一打造一个文教系统。
当然，李元昊的难题还不止于此。请注意，他是要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称帝，旁边还有大宋和大辽比着，这就又增加了一重难度。为啥？因为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君主制度。
历史学者饶胜文老师在得到App有一门课，叫《秦始皇评传》，就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中国皇帝身上的合法性资源非常丰富、立体，而且还非常独特。
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质上只是“第一公民”，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的。后来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威衰落了，罗马皇帝的合法性来源就单薄了，最后只剩军队。除此之外，罗马皇帝身上没有什么自带的神圣光环。所以，在罗马帝国晚期，杀掉皇帝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还发生过禁卫军拍卖皇帝宝座的事。
世界其他地方的君主，有的也非常在意神圣光环，比如搞君权神授那一套。你在包刚升老师《抵达》这本书的导言里，能看到好几篇文献，有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六世的宣言，有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铭文，其中都在讲，我本事有多大，天神怎么保佑我，等等。这也都是合法性的来源。
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皇帝制度的合法性要素就要丰富得多了。至少有六个维度。
第一是天命，老天爷的眷顾和允许，让我来统治这片土地。
第二，是神性大地。不仅是上天，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神灵也都要祝福我。中国文化太重视土地了，所以，朝代变革的时候甚至会调整五岳的位置。比如到了明末清初，还调整了一下北岳。原来的北岳是在河北境内的大茂山，不行，得变成山西的恒山。为啥？因为首都北京不能在北岳以北嘛，那不就意味着首都不在天下之中了吗？那还行？得改。
还有第三条，是传统。这个帝国不是凭空来的，得一直能追溯到上古的、深厚的、甚至是有神性的传统。
第四条，我得能容纳天南地北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都能在我的体系里和而不同。
第五条，我得能向天下百姓许诺永久和平，创造苍生福祉。
第六条，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得是道德楷模的圣人。
把这六条合在一起，饶胜文老师提出了一个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模型，一共是六个维度：秉承崇高的天命、涵盖神性的大地、植根深厚的历史、揉合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赋予永久和平与苍生福祉的天下愿景，以及伟大圣王的自我期许。
你参照这个模型，就能明白秦始皇当年的有些行为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比如说，秦始皇巡行天下，为什么每次都要去海边？不是为了去看阳光沙滩，也不是为了求仙，而是为了向新吞并的燕国、齐国和楚国，表达接纳他们地方文化的雅量。我来了，我愿意向当地的精英示好，比如，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到达邹峄山，就是孟子的故乡，就在那里召集了七十名齐鲁儒生作为博士。我也愿意祭祀一下当地的神灵。比如，在云梦泽祭祀舜，到会稽山祭祀大禹，这都是对当地文化表示接纳。
其中最著名是秦始皇封禅泰山。你想，在先秦的时候，封禅泰山，那可是齐国一家的传统，他们秦国君主祭天有自己的地方，那是从咸阳往西走，去雍城祭天。现在秦始皇，愿意往东走，到齐国的泰山去祭天。这是什么姿态？这就是在说：我连祭天这么重要的仪式，都愿意按你们东方的传统来举行。我胸怀大吧？以后都是一家人，讲什么齐国、秦国的分别啊？见外了！
还有一件事，过去也有误解。你可能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收缴了天下的兵器，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金人，根据贾谊《过秦论》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大家，让百姓没有反抗秦朝统治的能力。
但是，你不觉得它在逻辑上讲不通吗？兵器收缴了，就算存放在库房里，不一样也削弱了百姓反抗的能力吗？而且，销毁后的铜也是一大笔资源啊，铸成铜钱不好吗。事实上，东汉末年的董卓得到这批金人后，就是这么做的，把它铸成了铜钱。那秦始皇为什么还要再花费成本，铸成巨大的金人呢？
说白了，这是一个政治姿态。就是告诉天下所有的人，兵器我不要了，我做成了礼器，所谓“化干戈为玉帛”，用对话代替对抗。那十二个巨大的金人，每个都有差不多30吨重，它们高高地耸立在咸阳，老百姓远远地就能看到。借用现在的说法，它们就像是十二个巨大的LOGO，向世人宣示着帝国的和平愿景。这是秦始皇的和平广告啊。
你看看，过去我们对秦始皇的历史形象是有误解的。我们往往觉得秦始皇是一个军事强人。其实，他统一六国的战争，不过是花了九年时间，那是摧枯拉朽式的，这是他们家祖祖辈辈的努力，所谓“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果，很难归功到秦始皇身上。秦始皇这辈子真正做的事情，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制度建设，围绕皇帝这个新角色编织的合法性外衣，也就是建立一个文教系统。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这也是秦始皇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所在。
好了，从秦始皇到李元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秦到汉，从魏晋到南北朝，从隋到唐，中国的皇帝制度愈加成熟了。现在，你李元昊说我不甘为人下？好吧，你要打造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和文教系统，要凑齐秦始皇开的这张清单上的这么多合法性资源，你李元昊才是皇帝。
请问李元昊，你办得到吗？
不一样也一样
李元昊还是很努力的。他从接班到称帝，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做了好多事啊。
一方面，他重新设计了西夏的治理体系，军事上搞征兵制，政治上搞中央集权。总之，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把部落联盟改造成帝国体制：我要像华夏帝国一样，能从内部汲取资源，形成结构，凝聚为力量。另一方面，李元昊就把力气花在打造一个独立的文教系统上面了。比如改姓名、改服饰、改发型、改文字等等。
那你说，这么多改革，逻辑主线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要制造一个能带来帝制合法性的传统。
比如，李元昊改了自己的姓。其实严格地说，我们这时候应该称他为赵元昊，因为赵，是宋朝天子赐给他们家的姓，李，是唐朝天子赐给他们家的姓。元昊说，我都不要了，我姓“嵬名”，我另有祖先。
那元昊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谁呢？他在给大宋皇帝的那封信里说了：我家原来也是皇帝，就是北魏的拓跋氏。
就这一句话，可把后来的历史学家忙坏了。按说，西夏是党项人，这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发源在中国西北部的青海。而北魏的拓跋氏是鲜卑人，是古代东胡的一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这一东一西两支，到底是怎么搞到一起的？主流的说法仍然是认为，党项人还是属于西边的羌族。他们和鲜卑的关系，是出于后来人的攀附。当然，这个结论在学术界还有争论。
咱们暂且不管学术界的争论，你想，李元昊这个时候距离北魏灭亡已经将近500年了，他怎么可能有确切的家谱可以追踪？而且李元昊的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说法，怎么现在突然就冒出来了呢？我们根据常理推断，即使有那么点儿影儿，也是元昊主动选择的结果。对啊，既然我要当皇帝，那就认一个当过皇帝的祖宗呗。这个也不奇怪。唐朝李家当了皇帝，也是认了老子当祖先。这是正常操作。
好，我有独立的光荣传统了，这个传统怎么体现呢？元昊又做了件事：先把自己的头发剃掉，不是全剃秃哈，是把头顶部分的头发剃掉。然后要求部下所有人都搞这样的发型。而且只给三天时间，不剃发，就杀头。
过去有人想当然地推断，这肯定是为了恢复自己民族的旧风俗嘛。但是后来学术界认为，不对，一个民族恢复自己的旧风俗，哪有那么难？居然要靠杀头来威胁？那是不是因为攀附了北魏，是在模仿拓跋鲜卑的发型呢？再一考证，也不是。拓跋鲜卑就没有这样的发型。而且你知道的，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算有这样的发型，也早就消失了。所以大家最后猜测，其实是在模仿大辽契丹人的发型。你看，如果真是这样，元昊改发型的目的很简单：发型具体应该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和汉人不是一回事，我们另有自己的传统。
再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举措了：创制西夏文字。这种西夏文字虽然是用汉字的笔画创制的，看上去怪怪的。我自己每次看到西夏文的时候，还 是会很惊叹。短短三年时间，生造出五千多个字，而且还要推广、学习、运用，还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著作和佛经。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
你想，汉字是从象形字演化过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其源流，相对来说好学。而西夏文是生造的，笔画又极其繁琐，这学习和推广的难度太大了。有一个数字嘛：汉人翻译佛经，将近一千年才翻译了6000多卷的《大藏经》。而西夏仅仅用了53年，就翻译了3000多卷佛经。这个翻译的速度太惊人了。从这个数字，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西夏人要用自己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积累文化资产，这个工作态度是非常迫切的，这个政治意志是非常坚决的。
好，那问题来了，元昊打造的这个文教系统，对于创建西夏帝国来说，够用了吗？
从结果来说，还不错，毕竟西夏帝国撑了将近200年，最后被蒙古人灭掉。灭在蒙古人手里，其实也不丢人。当时蒙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那你可能会说，元昊用六年时间搞出来的这套东西，居然能撑一个帝国那么长时间，看来，打造一个精神空间，创制一个文教系统，也不难嘛。如果这么看问题，那就忽略了元昊的努力的另外一个侧面了。表面上，他是想尽一切方法和华夏文明脱钩，从传统到发型到文字都要另搞一套。而实际上呢？元昊是脱钩不遗余力，借鉴也是不遗余力。
比如说，他的官制当中，基本是照搬了大宋的名称，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都有。甚至还有个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你没听错。西夏的京城叫“兴庆府”，但是管理兴庆府的机构叫“开封府”，抄作业就抄得这么仔细！
为了学中原制度学得像，元昊招揽了好多汉人，比如花重金买了一批女子，就是从宋朝皇宫里放出来的宫女。他把这批女子放在自己身边。干啥？不仅是为了女色，而且是为了了解宋朝，说白了当顾问用，遇事儿不懂就问。你看，不仅朝廷的事情要学大宋，连宫廷里的事儿，也要学大宋。这个传统元昊的后代也保留了，到了第三代皇帝秉常，每次边境战争，俘虏了汉人，也都要查问中原制度，还下令放弃西夏人的礼仪，学汉人礼仪。
再比如说，文字可以短时间生造出来，但是思想呢？那可不是花几年功夫就能搞出来的。那怎么办？没关系，挪用啊。把儒家经典，都翻译成西夏文，也供奉孔子。而且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追封孔子，给的最高的封号就是唐玄宗封的“文宣王”，而西夏呢？索性再升一格，把孔子尊为“文宣帝”。这是孔夫子享受过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要说思想，现成的还有佛教啊。西夏不仅大量地、高速地翻译佛经，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境内的贺兰山改名叫“五台山”。你可没听错啊，西夏统治时期，贺兰山就叫五台山。凭什么你大宋境内有五台山佛教圣地？我也可以有啊。
所以你听出来了，元昊的这一通操作，表面是在拼命地让西夏文化和汉文化脱钩，但结果呢？反而是创造了一个汉文化的副本。
李华瑞教授在《宋夏史探知集》里，把话说得就更透彻：西夏建国实际上是一种自觉重建汉文明的努力。
道理很简单，表面看起来元昊另起炉灶搞了一套，但是他越努力，这个新体系就和汉文明越像。就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份20世纪才发现的文件，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实就是用西夏文制定的法典。规模很庞大，有二十卷，20多万字。如果细看内容，你会发现，天啊，儒家文化已经如此深刻地融入到西夏帝国的法律里面了。比如，父母死了，孩子要服三年之丧；违反孝道要处以严刑，等等，这本来都是从农耕社会发育出来的儒家礼教的纲常，但是，西夏社会已经全面采用了这些规则，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昊可能想不到，他一生努力要离开的东西，最后居然不可逆转地融入其中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
世界上的竞争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拳击，另一种是选秀。拳击赛的结果是分输赢，而选秀赛的结果是分高下。
再过两年，西夏和大宋确实要举行一场拳击赛了，打仗了嘛，但这个时间并不长。在此后的200多年里，西夏和大宋本质上展开的是一场文化上的选秀赛。至少在西夏这一边，他是要在文化上和大宋分个高下的。你不觉得吗？选秀赛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双方比来比去，最后殊途同归，甚至越来越相似。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可以没有敌人，但不能没有对手。”
因为面对敌人，可能大家双输。而面对对手，我既被对手激励，也被对手滋养，更被对手塑造，最后，我和对手惺惺相惜。
这就是1038年，我为你讲述的元昊称帝的故事。下一年，1039年，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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