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来，有关“课间圈养”现象、中小学生课间十分钟活动受到限制的话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争议之下，课间十分钟成了一场“安全”和“自由”之间的博弈。课间十分钟为何会“消失”？主要是因为学校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担心学生在课间活动中因磕碰、打闹而发生纠纷乃至安全事故。有些学校缺乏足够的户外活动场地和设施，无法满足学生的活动需求。建筑设计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最宝贵的时间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学校的空间布局、设施安排、一草一木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城市、对自然、对环境的认知。建筑设计师正是负责设计学校的人。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深圳。40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已经成为一个高密度超大城市，但代价之一便是校园土地的稀缺。有媒体曾统计，从1979年到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了55倍，但小学数量仅从226所增加至244所。矛盾在时年一所小学的报建中暴露，一般情况下，中国的中小学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与净用地面积的比率）普遍低于1.0，但该小学的容积率达到3.0，是其他地方的三四倍。

为了探索集约土地条件下高密度、高质量校园的建设方向，深圳从2018年启动“新校园行动计划”，打破校园建设的既有规则，不限资质地邀请海内外建筑师参与高密度校园建设，并在该过程中探索适合当下需求的设计规范、管理体制、公众参与形式等。目前该行动已进行三届，共有29所校园参与改造，从幼儿园到中学，从公办学校到国际学校，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教育类型的学校皆有贡献出各自的高密度校园实践。

我国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需满足《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该规范以全国大多数地区力所能及的最低限处为依据，对学校的场地和总平面、教学用房、安全通行与疏散等做出量化规定，几十年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更迭滞后的讨论。特别是其中对教室、功能构成、平面利用系数的严格规定，成为禁锢设计思维的紧箍咒。

朱涛与王维仁都曾参与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我们希望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关于校园设计的启发。

学校是一个社会的彩排

新京报：你怎么看有些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变相取消课间十分钟？目前普遍应用的学校设计能满足学生课间活动的需求吗？

朱涛：课间活动是孩子们成长的一部分，他们本来就应该玩儿。我第一次设计小学的时候，跟合伙人李抒青回想自己小时候，发现最快乐的时刻，没有一刻是在教室里，都是在课间的走廊。我们贴着墙根儿推推搡搡，然后看我们怕的那个班主任从楼下上来，大家“抱头鼠窜”。真的是很快乐的游戏时光。

如果每天被困在教室里，就相当于大家永远被隔离在自己家里，不需要公共社会。他没在学校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个人、小集体、学校、社区、城市完全没有概念，这是很可怕的。

新京报：你观察到内地学校的建设有什么特色？

王维仁：内地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大。一个小学经常有十几个班，很多中学也有几千人。很多运动场、球场都是400米宽，学校整体空间太大，楼太多。所以小孩半天才能走到楼下去，刚走到操场，十分钟没了。

而且建筑规范要求小学的教学楼不超过四层，建筑之间的间距是25米，于是楼房都是一条一条的，中间隔着25米。再加上很多校长站在管理者角度，希望一眼看到所有的教室，这是监狱的概念，才会做成那个样子。

学校就像城市，什么是好城市？小孩在里面可以穿梭、自由来往、探险、成长，这才是好城市，好学校。其实可以尝试把大学校拆成两到三个离学生家很近的小学校。就像我有一块糖，把它变成好几块小糖，分得越小、越多，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糖的机会就更多。这是一个集中跟分散的观念。

新京报：我小时候学校的设计就是一栋板楼，一个长廊，上面有四五个班，走廊就一两米。我就会觉得只有我们班前面的那一两米走廊是我们的地盘，其他班级的走廊是他们的地盘，你都不好意思经过。

王维仁：是这样的，我们对空间会有一种领域的感觉。所以我现在的设计，首先是把走廊加宽，从2米变成4米。另外我会在两个班级之间设计一个通风口，让空间停一下，这样两个班级就会有关系，我的班就不只是我前面了，还包括隔壁班，我也可以去走动。然后两个班级为一组，一层可以容纳三组，让这六个班围起来，小孩子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让他们通过学校形成对空间的学习。

朱涛：在实践中，加大学校建筑中的公共空间也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一个学校立项的时候，总面积和各种房间面积都是确定的。走廊加宽一点，总面积就会超标。所以我们在深圳尝试，在不改变总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减少其他地方，来加宽走廊。

哪些空间可以灵活处理呢？比如，计算机教室不需要那么大。因为现在每个教室都有电子投影，白板电子化也普及了，所以并不需要很大的专业计算机教室。

还有一些大的项目，比如食堂在非高峰时间的空间利用率很低、图书馆功能也过于单一，这些地方就可以多功能合并。一定要某些地方少一点，才能把面积省出来，增加公共空间。当然，这些面积配置的灵活调整需要教育局和学校的认可。

用空间打造归属与公共参与

新京报：你的设计总是强调小尺度，也强调院落与合围，为什么？这个理念放在学校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维仁：现在大部分人都住高层楼房，比如一个楼有8户，40层，这一栋楼住3000多人，楼下一个花园，每次回家坐电梯，出来就到家了。这样生活，你对社区是什么感觉？

但如果回看比较传统的居住区，比如上海里弄，从大路走到巷口，走进牌坊，走到小巷，再进到家前面的小院，然后上去。这里经过几次空间的转换，是一种生活的经验。这和我们现在的居住体验很不一样。住在里弄里面，谁家花种得好，草种得好，我会很在乎。现在小区的大花园里面，这都不是我的，是小区物业部门在管理，人跟环境的关系是脱离的。

所以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人，一个是土地。如果脱离这些，完全抽象化地谈爱一个城市，我爱不了。但让我想起每次走在北京胡同时的感觉，那我就爱了，因为这是真实的。我觉得要培养孩子建立一种对人和土地真实的感情、认识和关爱。

朱涛：亲切的尺度、较好的围合感的确可成为高密度校园内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如果一个学校用地过大，大部分功能水平摊开，彼此距离很远，中间又是很多时候有排他性的田径场时，有能量的公共生活反而很难实现。一定的密度是好事，学校密度高了，人群更聚集了，交流互动就更便利。一种城市化的公共社会就会出现。比如香港、纽约这种高密度城市，公共生活就很动感，很有能量。

新京报：你觉得怎样通过设计在学校空间里倡导公共生活？

朱涛：我们的所有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都围绕一个愿景展开：如何在空间上打造一个公共社会？当时代变了，大规模调理整个城市的理想没机会实施了。我们就会想：理想的社会、城市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可以用学校做实验，打造出一个微型的公共社会？

我们设计的每一所学校，都有一个核心的公共空间。比如在贝赛思（深圳一所国际学校），施行全面走课制，这意味着校园中的所有空间都是公共空间。我们在校园的中心部位，设计了一个中央大厅，作为全校公共空间的枢纽，连接校园所有公共设施。我们在大厅中设计了很多人可以坐的剧场式空间。

在深圳的华新小学，我们利用学校的南北两层的高差，做出“社会”和 “家居”两种不同的教育空间配置。教学楼是“家居”部分，用了住宅的设计方式，叫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加一个“工人房”：就是每三个教室组成一个“L形”单元，朝北共享一个“起居室”，朝南共享一个两层高的花园。还在周边布置了几个生活服务性的小岛：餐台、卫生间、老师工作站。

校园空间的灵活与共享

新京报：回到解决学生课间活动与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现在很多学校是从运营上解决，比如把走廊分为益智游戏区、翻手绳区等，人为划分空间的用法以方便管理。你如何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朱涛：给予条件，小朋友自己是可以创造性地发明各种游戏空间的。一个小坡他可以跳来跳去，一根安全的栏杆他可以爬一爬、倒挂。如果为了管理方便，把一切规范化的话，最后培养出来的就是既没有体能，又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把每一个小小的地方限制起来，最后这些点连起来时，孩子会发现这就是把教室上课的规范规划搬到室外了。连下课都不能自由地玩一玩，那不是很惨吗？

我们在深圳华新小学规划的那个“起居室”，很难命名那个是什么空间，是用来翻手绳还是跳绳，还是看电影，都可以。那个空间放在那儿，保守的老师可能想要限制用途，但是心态开放的老师可以今天晚上搞个讲座，明天做一个中秋聚餐，后天大家来画画比赛。

我的想法是十年以后，周末整个一层都是开放的。因为学校其实是城市的一部分，不应该只是让小孩子使用，而是可以想到二十年以后，如果学生越来越少，它可以变成社区中心。

朱涛：现在深圳在积极修建高密度校园的同时，也意识到周边社区的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各方极力想推动的是学校内部的一整套大型设施，田径场、游泳池、室内体育馆等，如何通过创新管理，与社区共享？

但要实现更综合、高效的城市用地，我认为田径场、游泳池、室内体育馆等大型设施，一开始就该规划给社区，直接由社区拥有和管理。学校定期去预约使用就行了。总之，建设校园如何与提升社区服务结合，也是有意义的话题。

高密度学校长什么样

新京报：全国不同城市的特点可能各有不同，为什么深圳在发展高密度学校？高密度学校有什么特色？

比如通常在校园中占地规模最大的就是室外田径场，但因为田径场落地的做法因循已久，各界都视之理所当然，所以各类学校设计规范中只规定了田径场在总平面上和学校建筑之间的布局关系，没有清晰规定在剖面上的标高。于是很多设计师就把田径场升到空中，甚至升到屋顶（目前深圳消防部门规定田径场不能升到主楼屋顶），下沉到地下，以节省出大片地面做其它用途。

新京报：你是如何将高密度学校设计与你的理念结合的？重点是什么？

新京报：关于高密度学校，一个家长可能最常见的质疑，是觉得这类竖向发展的校园会有很多楼梯，很不安全，你怎么看这种担忧？

王维仁：的确如此，所以现在学校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栏杆越做越多。

朱涛：那种绝对的安全，比如消防、紧急避难、地震时可以短时间跑到安全地带，这些是有规范明文保障的。只要按规范做，绝对的安全没问题。但从心理上，比如站在十几层高楼，如果面对一个巨大的中庭，有恐高心理的人看到那个高度不是害怕，是想跳。设计师要尽量实现尺度人性化，让人不管在哪个高度，在视觉上感受到周边始终是亲切宜人的空间。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新京报：你们与校方的接触如何？设计理念校方接受吗，他们看重哪些方面？

大部分学校对设计的要求，还是最基础的安全，好管理。或者一些视觉上的要求，墙面用冷色还是暖色。我觉得大家普遍心目中都有关于学校建筑定型的一种模式，只要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就够了，不太有热情和精力构想一些新愿景。

另外校方普遍希望建筑容易维护，不愿花精力打理一些特别设计的地方。比如我们想用马赛克贴一个学校的墙裙。我们的想法是学校建设普遍是造价低、建造快速，造成到处都是用料单一、感官抽象均质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能把靠近学生身体尺度的墙裙做细腻一点。用马赛克贴，这样小朋友在走廊行走，或身体蹭来蹭去，就能看到和触摸到一种细腻质感。

但这个想法招来很多争议，学校和代建方都嫌马赛克容易脏。我们找到了稍微大块一点的仿马赛克面砖——实际上是面砖，表面上划分成小块马赛克形状，觉得质感还不错。但学校还是担心这种面砖的缝隙仍容易被小朋友蹭脏。最后只好选用巨大的面砖，几块就能把整个墙裙铺满。这导致教室走廊尺度和质感都很抽象均质，我个人觉得很遗憾。

王维仁：之前有个校长，一见到我，感觉好像把我都看穿了一样，对我设计思路里新颖的事情，都抱有怀疑。他见过很多建筑师，觉得我们就是不可靠的，吹牛的，工程队施工还会偷工减料。他的经验其实也是对的，确实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情。

但后来学校建成后，他看到学校变这样非常兴奋，他说“我现在知道你在讲什么了”，态度转变非常大。所以其实很多学校，只是没有给机会让人看到新的可能性。

作为设计师，要懂得在学校要求和自己的想法中间找平衡点，千万不能丢掉原来的想法。因为我的设计理念不是空有形式，不是说这里要做一个圆那里要做一个曲线。比如有的建筑师，可能整个设计概念就建立在做一个大斜坡上，没了这个就不会做其他的，那就有问题了。我可以不要这个斜坡，而是实现一种空间关系，这样就可以随时调整了。建筑设计是这样一种能力，追求的是一种空间的关系、协作关系，一种跟自然的关系，而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形式。

朱涛：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校园，是针对不同的气候、场地、社会经济状况，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手段，实现一种空间愿景，让人在里面有所感悟：学校还可以这么好，这么美，教育是可以这样开展的，就够了。

新京报：我们提到的高密度校园案例大多来自2018年的“新校园行动计划”，关于校园设计，深圳最新的情况如何？

朱涛：最近我们好像又开始进入一个保守状态：一方面设计和建造条件越来越严苛，造价越来越低，教育主管部门抠各种房间的配置和面积指标越来越严。这导致建筑设计的探索空间越来越少，各界对创新的热情好像也没有前几年那么大。各方都在极力强调“落地实施”，所以我感觉最近学校的设计又趋于均质化。

另外一个很大反弹是关于校园和社区共享。有些校园的田径场其实占用了社区绿地，天经地义地要和社区共享，但最终仍修一圈围墙，把田径场独自占有，不向社区开放。此外，公安局要求学校纷纷加高围墙，在栏杆上加“防攀爬”倒刺。其实现在的电子监控和保安措施完全可以保证校园安全，这些“防攀爬”措施主要是为了做视觉文章——在视觉上塑造一个校园是封闭堡垒的形象，以便通过治安管理的官僚审查。这种趋势正在背离以前提倡的开放的校园、社区共享精神，非常可惜。

新京报：高密度设计会是中国未来校园设计的趋势吗？

朱涛：深圳在还没有规范化之前，给建筑师这么大的创新机会，可能是个特例。但从整个用地意识来说，随着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多地方规划的时候一定会意识到，学校稍微紧凑一点，不用摊那么开，也是可以满足教育条件的。在这个思路下，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密，其他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会越来越密。

但这个趋势是有限度的，一个学校能不能无限增高，无限地往上抬？不管多大的田径场都可以抬到空中吗？当学校不再有一块“原初”地面，一棵大树都种不下了，社区也没有了避难场所，学校跟城市街道相连接的“原初”地面全被盖上或者室内化，就变得有点像现在的大型购物商场。这就没了城市意义的公共空间。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有限度的。教育和公共生活的空间不应该那么窘迫。

特约采访/訚睿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