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通常表现为该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转移过去多数为国际间产业转移，表现为FDI或OFDI。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转移逐步从国际向区域转移发展。经过多年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调整，以及中国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各种政策①推动，东西部产业转移正进入大规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承接力度②的高低不仅影响产业转移的数量，还影响先进产业的移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程度，对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区域间经济关系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① 2010年8月31日，中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② 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在本文中是指移入地能够实际利用移出地投入的资金量。
东西部产业转移是中国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需求。中国东部人力、水电气成本及土地成本高，挤压了投资利润空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周边国家针对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纷纷出台更为优惠的措施，吸引走了数额极高的外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指出，国外企业开始向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地设厂布点。一旦中国商务成本继续抬升，这些企业就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一带的分厂。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加大了对资金回流的鼓励③。发达国家撤回海外投资的现象已经显现。美国出台《本土投资法》，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期限1年，条件是将这些收益投资于美国。据摩根大通测算，这将为美国带来超过4 000亿美元的回流。如果中国不加快制订东部向西部投资的政策，外资投入可能选择流向菲律宾、越南等地，出现大量资本流失的局面④。
③ 资料来源：http://info.yidaba.com/dbzxnew/ccgk/476598-1.shtml
④ 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70914/08381666685.shtml
中国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型加工业开始，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渐次推进。当前越来越多的东部沿海企业投资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已成为备受沿海产业瞩目的最大资本输入区域。国内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移入地的选择受哪些因素影响？程度如何？政策上如何更好地发挥区域产业转移的优势来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上述问题有待深入系统地研究。
随着中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的实施，区域产业转移对移入地的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并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为更好地参与产业分工和优化配置地区资源，区域产业转移成为中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起始于经济学家赤松要[]对日本纺织工业的观察而提出的“雁行模式”, 主要包括国内市场的产生、进口、国内生产、出口4个阶段。最早触及产业转移机制问题的是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其分析二战后部分发达国家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与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国内外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力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Kirkegaard[]研究了产业转移中离岸外包对美国、欧盟15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发现高技能的群体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上升受益显著，非技术或低技术群体的就业机会将会降低。Zhang等[]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产业转移的具体原因，以及产业转移对供应链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企业供应链的稳定性、运输成本、信息和人员调整等。冯海华等[]利用Dixit-Stiglitz模型得出结论：国际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受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因素影响，空间、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等影响其转入地的选择。马涛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中国2001-2006年各省区的工业相关数据，对全国各地区工业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全面比较。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承接力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尚未形成完善的指标体系。
其二，针对中国的地区产业转移现象展开实证研究。Hu等[]基于因子分析法，选择9个城市作为目标城市，对软件和IT服务行业进行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实证研究，认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产业转出地区。左小德等[]以广东产业和人力资源双转移为背景，结合价值管理理论和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建立了引力模型，并且运用聚类分析，发现产业与人力资源转移总是循着一定的路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优势、增长潜力。黄伟等[]从中国主要产业集聚区企业外迁现象出发，以浙江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区位优势、企业规模、边际成本对企业产业转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顾乃华等[]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切入，引入产业互动、服务业集聚等概念，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和广东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张倩等[]、曾小彬等[]、马子红等[]、孙君等[]等就省域产业转移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且所用指标多为绝对指标，尚未发现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产业转移力度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按照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深入研究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力度及其影响因素。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的实证部分以重庆市为例，研究作为西部代表的重庆市的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系统探讨其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通过运用2002-2010年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力度的影响因子，检验各影响因子对承接的影响及程度，并对结果进行深入剖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思路上选用成本因素、投资环境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等三方面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对承接力度进行度量，指标体系较完整、系统。(2)研究方法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重庆市的承接力度进行测度，与传统计量模型进行比较研究，从东中西部产业转移角度对承接地选择进行模拟，且均使用相对指标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更合理的研究结果。(3)研究对象方面：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具有典型的承接产业转移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选取中国西部地区这个最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要素成本大幅提升成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动力。以上海、广东、福建、江苏等地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过长期经济高速发展，造成资源紧张，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收益下降，产业生存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大，纷纷把工业或工业的加工环节向内地扩散，其本身则由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工业调控中心。
中西部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中国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在西部大开发中，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 500亿元。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的空间配置更趋优化，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产业转移来支持正常运营。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2002-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见(以2002年为基期)，分析表中数据，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存在如下特点。
其一，基于西部开发与产业转移政策支持，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力度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由2002年的51.529 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2 551.71亿元。
其二，重庆对于各地投资承接力度排名前七的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四川、上海、江苏、福建。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省市产业转移承接力度较大。由于曾经的行政关系和相近的地理关系，重庆对四川承接力度也较大()。
其三，重庆市实际利用的境内外资中，东部地区占主要部分，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其中，利用东部地区资金呈现高速增长趋势，而利用中西部地区资金增势则相对缓慢()。
本文中将产业转移行为作为“黑箱”来进行处理，重点研究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1) 被解释变量。
由于产业转移多数来源于资金的投入，本文选择重庆市实际利用的境内外资(RI)测算其产业转移的选择力度，用以代表重庆市承接力度。
(2) 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综合分为成本因素、投资环境因素、市场潜力因素三组。为了更直接地表示转移地区位选择以及转入地承接产业转移的意向，本文所有指标均采用相对指标。
成本因素包括效率工资、税收竞争、环境规制等。其中，效率工资采用转移地平均工资水平与承接地平均工资水平之比来衡量，用pwage表示。税收竞争采用转移地税收与承接地税收之比来衡量，用tax表示。环境规制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企业自筹污染治理投资之比来衡量，用env表示。
投资环境因素包括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工业产业集聚程度、地区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差距等。其中，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人均GDP之比来衡量，用pgdp表示。开放度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的外贸依存度表示，外贸依存度采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用open表示。产业集聚程度采用区位熵来衡量，用jiju表示。区位熵是衡量产业专业化的重要指标, 可充分比较不同地区工业集聚程度, 确定该地区产业集中状况在全国所处的位置。它是指一个特定区域中某产业占有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份额相比的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DP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GDP，Kit和Lit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资本和劳动投入，β为待估参数，νit为经典的随机误差，uit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生产过程的生产无效率项，服从截断正态分布，为非负随机变量；νit和uit独立不相关。技术差距系数越接近1，吸收能力相似度越高。
市场潜力因素包括相对总资产贡献率、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相对产品销售率等。其中，相对总资产贡献率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总资产贡献率之比来衡量，用cont表示。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之比来衡量，用pro表示。相对产品销售率采用转移地与承接地产品销售率之比来衡量，用sale表示。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1)和《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成本因素、市场潜力因素及投资环境因素(市场化水平除外)相关指标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投资环境因素指标中相对市场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涉及进出口的数据按当年外汇牌价折算，以美元为单位的指标按当年平均利率折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指标。为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影响，本文将相关数据用GDP平减指数折算成以2002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技术差距相关指标通过Frontier软件计算而得。权重矩阵中地理位置及距离关系根据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网站提供的1 :400万地图经GeoDa095i软件计算得到。
样本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如所示。
空间经济计量学能够有效解决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问题。通过将地理位置与统计变量建立联系，空间计量能够有效识别出空间变动的规律与空间模式的决定因素[]。
考虑到产业转移与地理位置间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空间面板计量进行研究。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本文首先采用Moran’s Ⅰ指数对承接产业转移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如存在空间相关性，则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检验。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原理，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的思路如下：首先采用Moran’s Ⅰ指数法检验被解释变量(产业转移承接力度)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则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估计和检验。
检验产业转移承接力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运用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Ⅰ，计算公式为：
其中
式中，i=1，2，……，n；j=1，2，……，m；m=n或n≠m。习惯上, 令W的所有对角线元素Wii=0。
Moran’s Ⅰ指数可看作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和，其取值范围在-1~1之间，若各地区间产业转移承接力度为空间正相关，其数值应当较大；负相关则较小。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二者的模型设置如下。
(1) 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SAR)。
(2) 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
其中，X为解释变量矩阵，y为被解释变量，参数β反映了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γ和λ分别是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IT为T维单位时间矩阵；空间权值矩阵WN为n×n空间权值矩阵(n为地区数)，采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 Matrix)来确定；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此外，根据误差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解不同，模型可以进一步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形式，具体的筛选方法仍可通过Hausman检验进行[]。
Moran’s Ⅰ、LMerr、LMlag、Lratios是空间计量用于空间相关性检验重要统计指标，但这些指标主要针对截面数据，不能直接用于空间面板模型。借鉴何江、张馨之[]的方法，对经济权重矩阵通过克罗内克积形成分块对角矩阵(C=IT←WN)处理后, 将其用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此外，LMerr和LMlag及其稳健形式的空间相关检验还可以为模型的设定提供线索[]，对空间自回归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选择。具体做法是：不考虑空间效用，采用最小二乘方法(OLS)进行估计，随后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通过对LMerr和LMlag的统计量显著性进行比较，找出适合本文的模型。
由于SAR、SEM模型都是从全域计算空间相关性，且存在滞后项，如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会产生系数估计值无效[]。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及其所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ML)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利用2002-2010年重庆对于中国其他30个省域的产业转移承接力度的指标计算Moran’s Ⅰ指数解释区域产业转移的空间自相关性，计算结果如。从的Moran’s Ⅰ指数看，2002-2010年9年间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均存在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系数波动于0.14~0.33之间，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该时间段内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是出于完全的游离状态，而是在地理特征上呈现集聚现象。
本文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进而对空间相关性及模型的设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所示。结果显示，对于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指标，除LMlag外，其他统计指标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产业转移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在模型的选择上，LMerr及其稳健性检验的统计量均大于LMlag及其稳健性检验，且考虑到LMlag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空间面板误差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此外，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37.11，在1%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恰当。
根据上述模型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由于固定效应对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的控制不同，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包括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4种。结果见。
对4个模型的解释力度进行比较。的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拟合优度R2和对数似然值均为最大，表明该模型对产业转移的解释力度最大，同时也说明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一方面，产业转移与个体特征有关，这一特征体现在成本因素、投资环境因素和市场潜力因素以及其他未纳入研究中的空间影响因素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维度的变化，产业转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的回归结果显示, 成本因素中税收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对效率工资和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成本因素中，相对税收是影响产业转移的关键，且转移地的税收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重庆市实际利用境内外资水平增加262 391.3万元。投资环境因素中，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重庆承接力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技术差距表现为促进作用，相对开放度、工业产业集聚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其中，相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最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相对技术差距，重庆市的实际利用境内外资金额将增加23 402 675.32万元。市场潜力因素中，仅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增加提升了重庆市承接力度。相对总资产贡献率和产品销售率的影响则有限。此外，空间误差项的系数为-0.378 96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未纳入研究中的一些潜在的空间因素对产业转移仍有影响作用。
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采用中国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成本因素方面，税收竞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其对于产业转移力度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税收竞争越激烈，实际利用外资越多，说明转移地更倾向于税收水平低的地区以降低企业成本。
投资环境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市场化程度越弱，技术效率越高，实际利用外资越少。这说明欠发达但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力度强。
市场潜力因素方面，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对于产业转移力度有消极的阻碍作用。即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承接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越低，产业转移力度越强。这是因为在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较低的区域，转移地对于承接地转移利润较低，故倾向于选择这一区域进行投资。
针对以上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关于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方面，应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加大境内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交流，促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整体进步。另一方面，支持转移企业增资扩股或进行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增强地区的承接力度。
在政府引导方面，首先应给予财税支持方面，设立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重点产业聚集新区，对工业园区所在地给予专门的资金支持，加快完善工业产业园区外部的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基础配套设施和园区内部配套设施建设，降低园区企业生产和物流等的成本。其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通过集群的外部性特征分摊企业成本，提升利润率水平。重点产业聚集新区专门设立开发区，对其建设用地指标给予政策倾斜，由政府统一调配与安排，集中支持，确保重点产业聚集新区的建设用地需要。引导产业聚集新区合理利用和节约土地，确保土地发挥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