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读者来稿。在看到南风窗刊发的《被性侵的儿童，谁能帮他们》后，读者丫丫联系上我们，投递了这篇关于堕胎女性的稿子。
文章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是东部沿海省份小县城里一名妇科医生。在她从医的30年里，为无数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她自己也是一名堕胎女性。她理解，堕胎女性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状况：堕胎疼痛，因此常年为堕胎女性义诊，进行心理疏导。
当下，在堕胎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选择。但在主人公30年的从医生涯中，她看多了许多女性因堕胎而背负的心理负担和对身体的伤害。而将这个选择放到家庭中进行考量时，堕胎女性承受的，比身心负担还要复杂得多。
“不就堕了个胎嘛”
我从事妇科工作三十年，是妇科手术室的一名医生，主要负责流产和堕胎手术。
这期间，我接触最多的，是那些堕胎后出现后遗症的堕胎女性。对于她们来说，堕胎手术结束后，真正的疼痛才开始。
我曾经也是一个堕胎疼痛者。1990年8月，我怀上第二胎，胎儿三个多月，但我没有任何察觉。
当时我刚刚成为妇产科医生，忙于工作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又因为生下女儿后，就戴上了节育环，没想到它会在我体内失效。当年计生很严格，我只好做了堕胎手术。
术后，我心里对这个意外到来的孩子放不下，身体上，不经意的一个弯腰，或从座位上站起来，会突然听到体内传来“扑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肚子里掉下去。接着就是肚子疼，臀部疼。
夜里，我老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小的人，没有面目也没有手脚，它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我很害怕，想确认这个小小的人，是不是被我堕掉的那个孩子。
这个念头始终在脑海里盘旋，变成确定的声音：“是他、就是他”。这声音甩不掉。我所有的恐惧与内疚感如同一团毛线，在脑子里缠得死死的，身体的疼痛感也越来越明显。
我的症状持续了近一年，我们医院的一位妇科专家前辈，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堕胎疼痛症状，是女性堕胎后的一种应激反应。准妈妈们无法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产生深深的歉疚感和负罪感。在她们内心深处，总有扯不去的念头——“肚里孩子奔我而来，我却杀死它，我不配做妈妈。”她们越想，就越疼痛，身体的痛苦到了极限。
之后我学习有关堕胎疼痛知识，并开始接触相关的心理疏导课程，于1995年考取心理咨询师合格证。有了此合格证后，我更多地接触因堕胎疼痛，前来诊治的女患者。
在岗位上工作了30年，2020年，我退休了。退休后，我接受医院的返聘，并建立了堕胎疼痛门诊。但这个举动，在我们县城这个小医院里，非常有争议，尤其是在这所以男性为主导的医院、科室里。当我提出“堕胎疼痛”以及“堕胎疼痛”门诊的想法时，他们不停地在嚷嚷着，“不就堕个胎嘛，至于嘛，还‘堕胎疼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但我坚持要开设堕胎疼痛门诊，因为被堕胎疼痛折磨的感受，只有堕胎女性能体会。堕胎疼痛门诊，其实是一个堕胎疼痛患者的心理疏导室。这么多年来被她们接纳，并有越来越多的堕胎后遗症女性，走进这间诊室。
任舞是一名堕胎后遗症女性，曾在堕胎疼痛门诊做心理疏导。2021年6月的一天，任舞的丈夫闯进诊室大吼大叫，他说：“本来我老婆堕胎后什么事都没有，自从在你们这里（接受）所谓的治疗后，居然开始哼哼唧唧喊起痛来，这是怎么回事？不就堕了个胎嘛？。”
我赶紧劝他冷静有话慢慢说，谁知，他怼我道，“我母亲生四个孩子，也因为政策不允许多生而堕过胎，她都好好的呀。任舞和我结婚后才生过两个孩子，第三胎因为她的身体原因，我同意她堕胎的。她怎么就会有堕胎疼痛了？我闻所未闻这个词，就是你们惯的，给惯出她的这个毛病。”
看着我始终坚持“堕胎疼痛”的说法，他不再理我，返身摔门而去。他去了院长那里，先告我的状，说我是给人乱扣病因的庸医，好好的一个人没病却被说成有病，给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层痛苦，还给他们夫妻感情带来困扰，他需要院方和我这个“庸医”给出说法。
事后，院长找到我，针对任舞的情况叫我做出合理解释。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的做法不合理吗？但我没有说什么。
“不是神经病”
我在我们医院一直做妇产科医生，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给女性做过无数次的流产、堕胎，以及引产手术。我尤其擅长的是堕胎手术，她们要实施堕胎手术的理由有很多，哪怕腹中已经成型的胎儿，也要通过手术清理掉。
我觉得这个手术是不同于任何手术的，连我这个对堕胎手术司空见惯的临床医生，也会不免心惊。当然我在做手术时，是不能有一丝私心杂念的，这都是我手术后的某些联想而产生的。
任舞丈夫来过不久后，任舞悄悄来到医院，含泪向我替她丈夫道歉。
任舞是一个瘦瘦弱弱的33岁女性，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于2021年年初怀上三胎。任舞和丈夫是打算要这个孩子的，因为母体体质差以及胎儿发育不全，近四个月的胎儿不得不堕胎。
从上手术台到下手术台，任舞为了腹中的胎儿一直哭泣不止。堕胎手术后，任舞的恢复很慢，在恢复期里她不停地流泪，眼睛出现炎症，之后又出现月经失调，她的周期不规则，发生经期延长的现象，经量不断增加，出血量很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药补后，任舞以上症状有所减缓，身体情况在好转，但心理上总感觉有过不去的坎，而腹部的疼痛越来越明显。她伴随着疼痛，开始出现幻听，幻觉，睡眠不好，噩梦不断。
在她的噩梦里，老是有个小人儿歇斯底里地哭喊，似乎喊声里有妈妈二字。任舞一次次从噩梦里惊醒，那个小人儿的影子，抹也抹不去。小人儿占据脑袋时，她感觉自己浑身疼痛剧烈。
任舞在最难受时来到我的门诊，那是2021年四月份的一天，她诉说自己的症状。她担忧地问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我实实在在告诉她，来我这个诊室诊治的人，都是精神因素导致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层痛苦，但决不是什么精神病。任舞仅凭我的这句“不是精神病”，瞬间释然了。
2014年的冬天，我接待过一位患者，30来岁，从农村坐车过来，她说腹部总是没来由、持续性疼痛，怀疑自己得了治不好的病。我按照常规给她做了检查，没有任何问题。又问起病史，她支支吾吾，说自己曾堕过胎，刚挑起话头，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把她从门诊请进独立的办公室，倒上一杯红糖水，安抚她的情绪。她说起堕胎的经历，夏天的时候她意外怀上老三，当时还没有三胎的政策，家人也不想多一个“负担”，胎儿近四个月大时，她将孩子打掉了。“孩子是被我亲手杀死的。”她哭喊道，认为如今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是应得的报应。
听了她的经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她生理上没有任何疾病，患的是“堕胎疼痛”。
堕胎后的女性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腹部疼，找不到原因。实际上，这背后是抑郁情绪加重，出现幻觉幻听，心情低落等情况。这些因素诱导了身体的疼痛。
几年前，我接诊过一位患者，她已经转向重度抑郁症，拒绝就医，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往外推我。她的家属告诉我，她总是不停地念叨说，腹部会胀起来，“自己堕胎的孩子又回到妈妈肚子里”。
据悉，很多堕胎女人在堕胎手术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堕胎后遗症。而其中的堕胎疼痛，是后遗症的最大特征。
除此之外，还有月经失调经期延长、宫腔粘连、子宫穿孔、习惯性流产、导致终生不孕等诸多问题。我的自身感受是，堕胎疼痛的影响程度、持续时间等是较长的。而堕胎疼痛在生理和心理上，是双层的，越是疼痛精神就越是紧张；而越是精神上的重压，会越发加重堕胎的疼痛。
这些情绪非常隐晦，不能为外人道，医生也未必能准确判断，以至于耽误患者的治疗。那天在办公室，这位备受堕胎折磨的女性跟我聊了很久，我轻轻抚她的肚子，不断用自己温热的掌心捂住她冰冷的肚脐，直到手心变凉。我将她的堕胎疼痛病症，如实和她说了，并借鉴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提醒她这并非是她的过错。
此后连续几个月，她又来找过我几次，每次我都会为她轻抚她腹部，腰部和臀部等。我一边用双手为她轻抚、一边低低发出祈愿的声音，“会好起来的，就会好起来的”。尽管我的声音很低，但其中那种心理暗示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她们极其愿意接受这个心理暗示。我一点点帮助她重建信心——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你都配得上更好的生活。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两年多的时间，我和她聊了近50次，前后绵延七十多个小时。最长的一次两个多小时，最短也不少于半个小时，她终于走了出来，今年3月份她告诉我，身体疼痛彻底消失。
绿色的小沙发
我所在的县城医院，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在当今生育话题越发受到关注的情况下，乡镇女性群体对于堕胎的认知和接受度，比城市里的女性低很多。在农村家庭和父母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她们默认了“女人生来就是传宗接代的”、“生孩子是本分”等观念，认为要老老实实生孩子，不能有别的非分想法。
从2014年起，我开始义务为面临堕胎压力的女性提供心理疏导。2020年我退休后，医院返聘我做心理疏导师，并在住院部后院的平房里，开辟出两个房间，作为专门的心理疏导室。做这一切都源于我是个堕胎疼痛患者，我体会过那种双层疼痛的生不如死，找不到“救命稻草”的绝望。我想着，即使自己做不了她们的“救命稻草”，那我就做那一丝光吧。
我的堕胎疼痛心理疏导室，在我们医院后院的一排平房里，其中一间是属于我的心理室。心理室的内部设计，费了我一番心思。在接触过的堕胎疼痛女性患者中，我发现她们的坐姿总是呈蜷缩状，或是双手情不自禁地抱住双膝，或是弓着上身双手抱着自己。这些都是紧张、惶恐、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一点都不伸展、放松，看着就叫人心疼。
我特意买小型沙发放在心理室里，它们小小的矮矮的，人坐到里面，会有被环抱的感觉，温暖又踏实。即使她们依然蜷缩着，沙发的高度和宽度，恰好吻合她们的状态。沙发是绿色的，有清新感，窗帘淡淡粉色、轻轻垂落，既明艳又温馨。她们表示很喜欢这个环境，静谧、舒心，又安全。
三年前小禾独自来医院，准备堕胎。她23岁，从外省的一个偏僻农村来到我们县城打工。当时她怀有4个月的身孕。我看见她时，她穿红色羽绒服，缩在窗台角落处抽泣。她的手冻得通红、冰冷，鼻涕水直流。我将女孩扶进办公室，安置好让她坐下，递上一杯热水。
小禾说，她和男友恋爱两年并同居，怀孕后男友带她去见父母。他父母根本看不上她，嫌她出生农村，又嫌她未婚先孕“犯贱”。在这个小镇，人们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孩“未婚先孕”是极为不光彩的事。
相比之下，男孩家从村里到县城做生意，还买了房，条件不错。男友的母亲将小禾赶出家门，警告他们不准往来，恶狠狠地说：“她肚里的胎儿不知是不是一个野种？”她被这句话刺激，不愿受此羞辱，决定和男友分手。
我问她：“你考虑清楚了吗？男朋友这个人你了解吗？”
她有些犹豫，说堕胎的决定男友不知情，男友坚持要结婚。但她觉得婚姻大事男友做不了主，真正能做主的是他的妈妈。提到男孩的母亲，她又说，“咽不下这口气。”
我感受到，女孩有一时赌气的冲动，便提出与她的父母做一次沟通。小禾很激动，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她羞于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我只好先与她的男友谈话。小禾拨通了手机。我将情况详细说了，电话里男孩态度诚恳，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友道歉，坚定地表示不会让她独自承担。
“你不妨去做一个胎儿的DNA检测，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清白。如果孩子的确是他家的骨肉，你再与他们家谈判婚姻事宜。”我为他们提出一些方法。当然，作为辅导师，我能做的只是倾听，给予心理上的援助，具体困难还要靠当事人自己去解决。
事后，小禾和男友去做了胎儿DNA检测。面对结果，男孩母亲无话可说。但她还在强调女孩家庭条件，不符合要求，“我们不要贫穷家庭”。这一次，小禾没有退缩，向他母亲提出条件，不允许结婚，堕胎必须给予巨额赔偿，走法律程序。最终，男孩母亲妥协，同意儿子和小禾结婚、生下孩子。
领取结婚证书时，他们给我送来喜糖。小禾为自己的孩子赢得了合法性，却因身体原因，没有保住胎儿。肚子里的宝宝五个月大时，做了堕胎手术。今年3月，小禾发给我一个好消息：她已顺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小禾说，是那个逝去的孩子，为她带来了后续的幸福。她始终感到伤痛，在朋友圈里写道：我很想知道它现在在哪里，一次次希翼与它梦中相逢，却始终未曾梦见它。
堕胎与离婚
在我所接触的乡镇女性堕胎的案例中，有许多是出于感情和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很小的点就“引爆”了。
2022年8月，怀孕4个月的小叶，突然攀上家中阳台，要跳下去。她的丈夫眼尖，上去拉扯她，撕扯中小叶从高处掉下来，当场见红。送进医院急救，腹中胎儿已经保不住，不得不堕胎。
她向我求助时，说公婆的这个家她再也不想回去了。小叶结婚5年，丈夫和公婆没有一个不盼她怀孕的，起初还好，帮着她求医问药，到了第5年，他们对小叶生孩子失去信心，讥讽她、骂她，婆婆甚至让丈夫同她离婚。
小叶曾想过自杀，在这种积怨的情绪中，她怀孕了。妊娠期间，家里与小叶的矛盾减少，但感情的裂缝还是难以弥补，婆婆端来的一碗油腻腻的汤，她拒绝了。婆婆不满的嘟囔声被丈夫听见，他冲进房间指责妻子矫情，她瞬间爆发般嚎啕大哭。
孩子流掉后，婆家还想等她恢复后再生。但她坚持离婚不想再复合了。我以治疗手段解决了她身体的疼痛，更深的心理疼痛来源于她不幸的婚姻。漫长的五年婚姻里、在反复的求子无望中，她和家人的感情早已殆尽，即使有了孩子也挽救不了婚姻。
对这类堕胎妈妈群体，她们最需要的是来自家庭的接纳与支持，我个人更期望的是通过辅导，让她的家庭跟她共同来面对。但显然，这对家庭已经无法弥合。
小叶成为我的心理疏导对象，对于她的治愈，是要把她从婚姻纠葛里解脱出来。我找到一位做律师的朋友帮助她，终于使她顺利离婚。
现在堕胎技术很成熟，有药物流产、无痛人工流产、药物流产加无痛清宫，以及引产等方法。安全稳妥，近年来也少有流产方面的医疗事故。流产是一个很小的、平常的手术而已。但小镇的女性，对自己胎儿有一种执念，这些执念或长或短地，控制着这些堕胎女人。
小菲31岁，脸颊瘦削，神色憔悴。她坐在我诊室里，整张脸被泪水模糊。“我这样的人活着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她说。
“你年纪轻轻，往后的路很长，能不能遇见想要的都是未知数，难道你不想等等看、试试做？”我安慰道。
她想了想，回答说，“我试试”。我明白她向我倾诉，是她“试试”的第一步。当患者停止流泪，调整好情绪前，我会给与她们一个久久的拥抱。她们痛快淋漓的倾诉就此开始，倾诉是心理疏导重要一环。
小菲是一位堕胎后遗症患者，第一胎因胎儿发育不全流产，这此后留下心理阴影，导致后续不孕。当一个人情绪出现问题，躯体就会产生疾病。她的身体特征为内分泌紊乱，月经不正常。精神紧张或过度焦虑，对脑丘下部脑垂体——卵巢轴产生影响，抑制正常排卵。越是不正常她越是焦虑。
今年2月，小菲再次怀孕，却又因同样的原因流产。这是她第二次堕胎，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因为有妇科专家预言，她将再难妊娠。小菲近乎偏执，她相信这个预言，又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
事实上，她焦虑和烦躁皆来自于与丈夫的感情，她说她断定丈夫婚内出轨。在公共场合，她亲眼看见自己的丈夫挽着另一个女人的手。她不想结束这段婚姻，害怕自己无法生育，会孤独终老。
我为她感到悲伤，同时表示理解，在农村，许多家庭讨老婆只为传宗接代。这些年我所辅导的案例中，男性几乎没有参与，是消失的。他们或没有责任心或经济不独立。女性独自面对危机，会有许多抱怨和孤独感，感情的事又怎能只有一方付出努力？
小菲还处在纠结中，一边接受我的心理疏导，与此同时，按照医嘱继续服用内分泌的药物。她仍然在祈求能早点怀孕。
与小菲不同，顾真是我辅导过程中遇见的少数职场女性。32岁那年，她在一次与上司的推杯换盏中，犯了错事。她有丈夫有女儿，查出怀孕后，又惊又怕。这块长在自己身体里的肉，她第一时间就想处理掉。
她感到满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始终不敢迈出去第一步，肚里的胎儿一天天增长。就在顾真做堕胎准备时，她对胎儿有了莫名的不舍。她觉得这是一个男孩，在肚子里踢她。我想，这是成为母亲后，女性特有的感受，她给自己暗示，认为与这个孩子有缘。顾真的迷恋与痴狂，以及孕吐的变化，被母亲发现。
母亲逼问出真相，逼她去堕胎，她说要生下这个孩子。那时，她的丈夫恰巧在外地出差，妊娠时间根本对不上，母亲不想让女婿知道女儿的这桩“丑事”。她担心他们离婚，更害怕有“丑事”的女儿以后没人要。
顾真怀孕三个月时，她的母亲给她喂下安眠药，又叫来她的两个姨母，将她绑来医院。在医院，挂号、缴费后，这三个女人合力将她抬上担架车，送入手术室。手术前，她的母亲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堕胎是自愿的，与任何人无关。那时，顾真已经清醒，对于母亲的擅自主张，她不得不顺从。
2013年7月7日，顾真清楚地记得堕胎的日子。在这十年里，她一直郁郁寡欢，已经不能再工作，丈夫知情后，两人最终离婚。
这些变故她看得很轻，甚至不以为然，唯有那个被堕胎的胎儿，是她心里最大的伤痛。“妈妈的心肝、妈妈的肉哟……”她每天不停地给那未见面的孩子写信。
现在，顾真42岁，单身，依靠母亲生活。顾真的母亲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开导她的女儿。她对于女儿十年都走不出对胎儿的执念，感到不可思议，觉得她应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有新的感情。顾真的心结，是我在做的课题，她也是我做心理疏导时间最长的一名堕胎女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