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成难，小说散见《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作家》等，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小说年度选本及文学排行榜。获得第五届、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J先生》。
漂浮于万有引力之中的房屋
文/汤成难
01
1977年，春天，官庄小学操场，一个男孩正在进行跳高比赛。天气很好，太阳在云层间躲闪，男孩站在十米开外的起跑线，注视着横杆，阳光在那根上午刚从地里坎下的竹竿上打出一道光芒。男孩的脸侧向一边，往左手心吐了口吐沫，右手缓缓覆上去，与左手一阵搓揉——这是他从祖父那儿学来的，祖父拿锹干活前都会这样，大概能使手掌和锹柄具有更好的黏滞作用。很显然，那一瞬间男孩由于过分激动，忘记了跳高是不需要手的。他开始助跑，起跳，弓背，过杆——就在这时——当他的脸朝向天空，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时，他睁开了眼睛——不知道别的同学进行这个动作时是闭眼还是睁眼，总之，男孩第一次以这样的姿势仰望天空。天空离得那么近，真蓝啊，像一块崭新的的确良布，一点褶皱都没有。大朵大朵的白云就是缀在布上的棉花，只要一伸手就能够着。当然，男孩没有伸手，而是静止在半空，从下往上看，像是粘在天上的一张纸片儿。男孩就这样凝视着天空，直到太阳落山，才被几只大手给拽了下来。
男孩就是我的父亲，这个故事是他讲给我听的。父亲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天空。父亲也常常将我抛掷出去，那时我还很小，相当于几个砖块的重量，离开他的双手，身体在空中作短暂的飞翔，我紧张又兴奋。快看快看，父亲说。
可我总是忘记睁开眼睛。
除此之外，父亲还常常让我倒立，当然不是你们想象的对着一面墙倒立，而是将我举过头顶，两条腿伸向天空。父亲又瘦又高，胳膊和腿很长，他抱着我的时候，仿佛两根藤蔓缠在我身上。由于瘦削，他的肩窝处正好形成一个很深的凹陷，我的脑袋便落在凹陷里。父亲一边旋转一边问，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看见房子，看见很多房子。我说。
还有吗？父亲问。
地跑到天上去了。我说。
还有吗？父亲继续问。
所有的房子都倒挂下来——
父亲很满意我的回答。
一周后的图画课上我便自信满满地将它们画下来——天空跑到脚下，地跑到天上，密密麻麻的房子从天上倒挂下来。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中年女人，五十出头，齐耳短发，白发浓稠得已经无法掩饰她的年龄，像两块熨得平整的灰色麻布分披在脑袋两侧。她将我叫到讲台前，摊开我的图画本说，房子怎么飘在天上呢？我低着头不说话。老师又说，陈小想，你已经是一年级学生了，不再是幼儿园宝宝，不能乱画了，要讲究实际。说完她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红笔，在画的下面写上分数：60。
我很沮丧，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但父亲并不在乎我的分数，他安慰说也许是没有涂上颜色，老师觉得不那么好看呢。所以周末又叫我画一遍，并和我一起用水彩给画涂上颜色。房子涂上红色，紫色，绿色……像气球一样飘浮在空中，我们涂得很认真，近乎虔诚。
这是暮春以来最奇诡的一天，太阳早已落下，但天空仍十分明亮，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空气里充满彩色分子，在我和父亲之间轻轻漾动。父亲将涂上颜色的画贴在我的卧室门上，怕粘不牢，又用力摁摁，转过身问我，你想住在哪一幢？我愣了一下，指向紫色。于是父亲用笔在紫色那幢写上我的名字。
我问父亲，我可以有这样的房子吗？
父亲笑笑说，当然可以。
房子能飘在天上吗？我又问。
能。他说。
它们不会掉下来吗？
不会。父亲很肯定。
关于房子的事，我相信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建筑师。
02
在我出生前，父亲就是一名建筑师了。他设计过一幢带森林的住宅楼，每户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像抽屉一样次第打开，整栋房子像一座山。阳台上种满了树，从远处看，仿佛坐落在你面前的不是房子，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可惜人们入住后，就把大树砍掉了，因为大树引来很多鸟，他们讨厌鸟屎。住户们在阳台堆满杂物，杂物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地方。父亲说那幢房子现在还在，他带我从它前面经过几次，远远地看，光秃秃的，并没有找到一棵树，阳台上堆着报纸，坏家具，有的干脆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没有树的阳台，像邋遢的人吐出的舌头。
父亲还设计过一幢会转动的房子，有人给它取名叫向日葵楼。顾名思义，就是房子会像向日葵一样追赶着太阳。但父亲认为叫夸父楼更妥帖，因为他太喜欢那个勇敢的、浪漫主义故事了。夸父楼分为两部分，下面部分是底座，如同一个转盘，将上面楼体吸收的太阳能转化为机械能，转盘缓缓转动，住在楼里的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阳光，由于获得充分日照，住在楼里的人身体十分健康，阳光驱散人们心中的阴霾，他们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外界。早晨可以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每个人身体里似乎仍保存着人类最初的原动力和对自然的敬畏。
据说当年父亲的毕业设计作品也引起过轰动，那时的父亲就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天赋，父亲设计的是会移动的房子，房子的根部有很多轮子，轮子下面是轨道，住在房子里的人可以随意移动房子。随着移动的房子越来越多，轨道便逐渐蔓延至城市的每个角落，这将是一个多么丰富而有趣的世界。父亲的老师W先生十分欣赏这件作品，他在毕业典礼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移动的房子是对现代建筑界缺乏想象力的有力回击。W先生说这个世界充斥着规则和秩序，每一次我们打破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一间更大的监狱。秩序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稳定有序，却破坏了人类最宝贵的想象力，使这个世界变得单调、乏味和机械。
我没有经历父亲的毕业典礼，更没见过那个见解独到的W先生。这些都是我出生前发生的事，如果父亲不在我每晚临睡前向我讲述，我一定不会知道。关于临睡前的时光，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台灯光线调得暗暗的，父亲坐在我床前，如果是冬天，他会脱了鞋从另一头钻进被子，我们面对面坐着，挨得很近。讲到兴奋处，父亲就拉开窗帘让我看黑夜中带着亮光的高楼，或者突然从被子里抓住我的脚，把我拽进他怀里。
我也常常向母亲请求，可不可以把父亲用无数根牙签制作的木结构别墅给我看一看，那是父亲给母亲的结婚礼物，别墅有阳台，有木格栅窗户，还有木质的大门，门可以推开，只能伸进一个指头。据说父亲就是从这扇门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求婚戒指——也是牙签做的，用火烧红后弯成了圆圈。
03
我家所在的这幢楼是一个魔方，怎么说呢，每层楼，每个单元隔些日子会进行转动，白天没人注意到它的变化，转动只发生在夜里，人们睡在自家床上，并不会感觉什么，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便发现原来站在阳台上只能看到西边的风景，现在却只能看到东边的风景，这一定是从西边转到东边来了；也有人早晨下楼去，发现只走了几个台阶就到达地面，这家一定是从顶楼转到了一楼。
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一开始，我也和你一样，不相信房子会自己转动，直到我们换了两次新邻居才不得不信。一次转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很漂亮，像从电影海报里走出来的人，年轻夫妇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男孩，也和他们一样好看。我和父亲是在早晨出门时遇见他们的，年轻夫妇向我们问好，说是刚从东边过来的，以后要和我们做邻居了。
不知道会做多久邻居呢，也许我们很快就要转走了，我对他们说。
年轻夫妇笑了笑，说，啊，那真是遗憾。
第二次转来的邻居是一个老头，他已经很老了，对转到顶楼不断抱怨，他并不想住这么高。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他的拐杖正带着他蹒跚而行。顶楼真是太糟糕了，他对我们说，真希望早点离开。
会的，一定会的，我告诉他。
与老头告别后，我问父亲，我们还有多久才能转动？
父亲说这个很难说，因为这座楼真是太老太老了，转动得越来越慢，我们家最后一次转动还是很多年前，那时我只有两三岁，还没记事。我们从底楼转到了顶楼，我第一次学会了爬楼梯。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天台吗？父亲问我。
我摇摇头，那时实在太小了，记忆力孱弱，什么都记不住。不过，顶层的确有一个天台，用梯子可以从检修口爬上去，父亲经常带我去天台。一开始，我是坐在父亲肩上爬梯子，等我大一点后，我就能自己上去了。天台很大，四周没有护栏，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父亲，这是不是就是世界？
父亲愣了一下，说，是的，不过，还要往更远更远的方向去，世界很大，你只看到了一点点。
我说我想到世界里去。
父亲笑了，把我抱起来，向空中抛掷出去。
夜晚，灯火亮了，每幢楼都安静地立在原地，我们通过灯光的明暗来辨别距离远近。父亲喜欢和我讲述每幢楼的故事，他是个建筑师，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在我五岁那年，我认识了我家东边的那幢楼，它是个有情绪的楼，喜欢听住在楼里的人诉说心思，人们快乐时，它也会快乐；人们忧伤时，它也会很忧伤。一天它听到一个悲伤的故事，很悲伤很悲伤，第二天，人们发现那座楼虚弱了很多，有一处墙角都坍塌了。
六岁那年，我家北边的一座蓝色的房子突然不见了，那些天父亲出差，我没法去天台，等我们上去时发现蓝色房子的地方成了一片废墟。父亲说它去了别的城市，因为住在里面的一个女孩生病了，她的腿坏了，再也不能走路，而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各地旅行。蓝色房子带着女孩旅行去了。半年后，我和父亲乘火车去Y市，我们看见了它，它离铁轨很近，还是那么蓝，正和别的颜色的楼排成一排晒太阳呢。
父亲说如果你是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城市的很多秘密。尤其是夜晚，建筑们总在悄悄做些变化。由于白天站立得太久，夜晚会相互偎依一小会儿。据说有一次大雪，通洋河上的大桥太冷了，便把自己缩成一团，一个打算从桥上经过的人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就没了路，差点掉进河里。桥只好伸展出去，尽管有些懒洋洋的，但它不敢怠慢，因为服务人类是它们的职责。
母亲很反对父亲带我去天台，她觉得太高了，而且风大。她第一次上去费了好大劲，下来是让父亲背下来的。母亲站在天台上，头晕晕的，腿直抖，她说真不知道你们爬上来干什么，太危险了，受罪，而且没什么好看的。
母亲的重点在“太危险”上，她是个喜欢把自己的感觉强加于别人的人，在她认为去天台是件危险的事后，便不允许我们上去了。母亲曾试图找人将洞口堵上，但考虑到那是检修口，便不敢擅自操作了。后来又把我们的梯子藏起来，但很快就被父亲发现，父亲一边往上爬，一边得意地对我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颗探索的心。
我们又站在天台上了，天空飘着小雨，雨丝被微风吹破，空气干净而凛冽，我学着父亲大口大口地呼吸。四周黑茫茫的，远处高高低低的建筑将夜幕分割出来。我认识的建筑越来越多了，它们带着独特的性格和脾气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世界，我从来不害怕夜晚黑洞洞的如课本上描写的“鬼魅”似的房子，我知道一定是它们睡得太沉或吸收了人们太多的坏情绪才一动不动。我也不害怕一个人走很长的天桥，如果我告诉它我很累的话，天桥一定变成滑滑梯让我快速滑到对面。每天上学路上，我都会和我认识的建筑们一一打招呼——
嗨，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我对一幢长满藤萝的房子说，房子的屋顶一天天地凹陷下去。
你从别的城市过来的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见过你。我仰着脑袋看一幢楼越来越高。
喂，你已经很久没有像伞那样打开了，住在你里面的人一定感到不开心。我拍着一堵墙壁说。
……
04
事情发生转变是在2001年，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比较特殊，他突然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建筑设计院，要回家写小说。对于父亲这一决定，很多人感到不解和惋惜，尤其是母亲，认为父亲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这是她的原话。当然，父亲的脑袋完好，圆润，光滑，甚至饱满，从未经历踩、撞、踢以及进水之类的事件。父亲对于辞职原因并没有和我们道明真相，是单位改制逼迫下岗？是经营不善裁员？是工作中犯了错而不得已辞职？还是父亲自认为怀才不遇而愤然离开？
那一年，我九岁，在花园小学读三年级，父亲辞职那天是星期四，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加入了少先队。父亲去接我放学，在我们家，谁的收入低谁就承揽起接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可见父亲对未来自我价值的充分认识。没有风，红领巾一动不动地僵硬在脖子上，我多么希望能刮起一阵风，将我的红领巾吹得像图画上一样飘扬。父亲突然从后面把红领巾转了个方向，又将三角的部分罩在我的眼睛上，我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朦胧的红色，父亲牵着我，一边走一边问，房子是什么颜色？红色。我回答。天空是什么颜色？紫色。大树是什么颜色？黄色，哦，不不，红色。我们一路都在描述不同颜色的世界，以至于我在第二天的课堂作业上就用紫色的天空和红色的大树造了句，作业本发下来，我发现它们的旁边画了两个大大的红叉。
父亲那个时期的小说我读过一些，我识字不多，短一点的还能结结巴巴读完，长点的需要父亲朗读或给一些字注上拼音，父亲很乐意这么做，我也乐意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父亲在文章中写了一个叫“剪力墙”的男孩，喜欢爬上屋顶看远处，他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山，当“剪力墙”在图画里看到山的形状时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屋顶都是一座山。我问父亲为什么叫剪力墙？父亲说这是建筑里的说法，剪力墙是房屋里主要承受风的作用。我似懂非懂，但觉得很有意思。
父亲的稿费很低，在家中地位也可见一斑，我记得几次母亲与他争吵，他信誓旦旦又百般乞求地希望母亲能给他几年时间——父亲将大拇指别在掌心，剩下的四个指头孱弱又倔强地叉开着，四年，父亲说，给我四年。
父亲并没有一心扑在写作上，很多时间仍然在进行建筑设计，只是不去单位，而是躲在他的小书房里。有好几次，我走进去，父亲正伏在一堆图纸上写写画画，见我进来，惊慌地站直身子，褐色的毛衣堆在脖颈，几个线头如小草钻出来。多年后当我从鲁迅文章里认识圆规一样的杨二嫂时，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一支生锈的圆规。
你在设计房子吗？我问。
父亲说，是是。
它会转动吗？我问。
哦，会啊。
我趴在图纸上一顿瞅，长长短短的线条构成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对于平面图和立面图，我还能看出个大概，可剖面图，就完全看不懂了。
倍面图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问。
这字读pou，剖开的剖，不是倍，剖面图就是把房子剖开来看。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做出刀切的动作。
啊，我明白了，把房子切断是吗。
哦，是。父亲说。
可是，是谁把它切开的呢——
父亲没等我说完便给予我肯定，对对，你说得对，就是这样的，就像有人用大刀切开一样，就是这样的——
这时母亲从外面走进来，自从父亲辞职后，母亲便更加理直气壮进出父亲的书房，四处看看，顺便抽几张图纸带出去，卖给楼下收废品的大爷，或者用来吃饭时盛放骨头和鱼刺。母亲进来喊我们吃饭，说，喊了好几声都听不见吗？！
母亲突然成为家中收入最高的人，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悲愤，总之，地位的急骤上升，使得她常常说话语无伦次，而且又显得过分热情，比如吃饭的时候，会主动给我们夹菜，她的筷子在空中夸张地划出一道抛物线，然后用力地落在我们碗里，有点尘埃落定的意思。其实，也不是鱼肉什么的，无非还是惯常吃的那些青菜黄瓜，好像经她的筷子那么一夹，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晚饭后，我和父亲下楼散步，天还很亮，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我们走得很慢，很多时候会停下来认真观察一座楼，傍晚的阳光把楼房的影子重重摔在地上，它们比早晨看起来疲惫、臃肿多了——真的，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与前些日子有了变化。不过，除了我和父亲，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像人们总有着干也干不完的事情。
突然，有个女人从拐角窜出来，张开手臂，拦住父亲。
陈工，我知道你就是陈工，你就是那个设计师陈工。女人的声音在颤抖，她个头很矮，头发胡乱地撇向一边，脸色不太好，眼睛里充满仇恨和哀怨。
05
那天拦住父亲的人叫杨秀梅，胜利建筑公司临时安装工小李子的老婆，父亲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父亲，但她从别处打听来的信息知道了陈工——我的父亲住在793宿舍楼里。如果不是几个月前的一场施工事故，她和父亲之间不会有任何交集。
父亲设计了一座会旋转的大厦，由胜利建筑公司承建，在砌筑到十一层时，北轴线上一根钢结构短梁突然倒塌，当时有两名工人正在梁上，一名就是杨秀梅的丈夫小李子，他正坐在横梁上小憩，将身上安全带的锁扣系在该梁上。那天很热，他将安全帽摘下来扇扇风，当他从高处摔下来时因为头部没有任何保护，当场死亡，另一名建筑工也摔成重伤。有人说事故原因出在隐蔽工程施工时，施工方和监理方沆瀣一气，进行偷工减料；还有人说是材料进场前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检测，材料不达标；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事故原因正是两名建筑工在没有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违规操作。事故发生后，施工被叫停，施工方和监理方都受到相应的处分，经调查，事故原因出在施工安全上，与设计方没有关联。
但也有人议论，说旋转大厦设计得太复杂，柱子密密麻麻，像走进丛林，柱梁之间连接的高强螺栓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施工难度强。
不知道父亲的辞职是否与此有关，尽管父亲从没有说过。当杨秀梅第三次拦住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心平气和地，用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一遍遍地解释了。父亲弯着腰，脑袋向前伸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要说的话倾巢而出。他的脸涨得通红，夕阳在他红色的脸上又抹上一层焦黄，那一刻的父亲多么像公园里拙劣的铜像。杨秀梅说，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的房子呢？为什么不设计个老老实实的房子呢？
父亲愣在那儿，像是被什么击中了，手臂还保持着最后一句话时的伸张度，我看见夕阳像火苗印在父亲眼里，但很快就黯淡了下去。
再次被杨秀梅拦住的父亲已经不再开口说话，他的舌头变得僵硬，面色晦暗，父亲拉着我的手迅速跑开，试图把杨秀梅甩掉。我们东拐西拐，那些平常我们十分熟悉的街道、巷子，变得错综复杂，有好几次，我们被一堵墙拦住，或者，走着走着，路就不见了。直到天完全黑透，我和父亲才在一个墙角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黑暗笼罩，各种声音升腾起来，汽车的鸣笛，自行车的铃铛，商铺里的歌声，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声音，以及远处大型工业机械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每一种声音都在争相表达。很久过去了，我们都没说话，耳边有父亲的呼吸声，由于太过用力，如同啜泣。
可是，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呢？为什么不能复杂呢？父亲在黑暗中突然自言自语道。
我和父亲慢慢往回走，进了小区，老远的，就看见母亲和三轮车大爷站在路灯下，她的脚边码着两捆东西。父亲疾步上前，似乎顿时明白母亲叫我们饭后散步的真正用意。
这个不能卖。父亲打算去提那两捆图纸。
母亲抢先一步抱住它们，说，不能卖，家里还有地方搁置吗。
他们在路灯下拉扯了几下，捆扎图纸的尼龙绳就断了，图纸散了，风挑事地从地上包抄过来，吹得到处都是。突然，母亲号啕大哭，用力地跺脚。这下，父亲慌了，不知道先捡图纸还是该劝慰母亲。母亲的哭声誓不罢休，捡回来的纸片又前仆后继，父亲弓着腰在纸片和母亲之间来来回回。总之，那个晚上，父亲狼狈极了，他的长腿和长胳膊显得那么多余，甚至尴尬。
……